这话说得包训芝很感动，一边忙着为客人沏茶，一边回忆道：
“‘文化大革命’前，省人事局一个叫包璋的干部，就是舒城包家洼人，他过去常到我们家来。‘文化大革命’干部下放，据说他调回舒城，在一个‘三线’兵工厂当书记。你们先去找到他，他肯定会帮忙，他在包家洼很有威信，没有不人听他的。”
程如峰一直认真在听，觉得这位“恩生”之后装有一肚子的故事。他忙追问：“你说的这个厂，在舒城什么地方？”
包训芝回忆说：“在舒城县河棚区吧。”
“具体叫什么厂？”
“好像就叫‘先锋’厂。”
程如峰第二天就和包义旭起了个大早，乘汽车直奔河棚而去。车子出了舒城不久，便钻进了山区。一路上，程如峰直担心这趟会不会又是白跑。临近中午，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长途客车，才在河棚稳稳停了下来。
他们下了车，一路问过去，想不到，十分容易地就找到了包璋书记。
包璋是个爽快人，看罢程如峰递上的介绍信，知道了二人的来意，特别是得知包义旭是包公三十三世孙，高兴地把手拍得吧吧响，连声说道：“好，好，好；行，行，行。”
中午，为表地主之谊，包璋盛情款待，摆出一桌子菜。在那个城里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一斤猪肉的岁月里，这可是很高很高的规格了。
席间，包璋对包义旭格外敬重，爹爹长爹爹短的不停口，高兴得喜形于色。程如峰见此情景感慨万分，自己虽与包家毫无瓜葛，却也觉得包璋犹如亲人。
听包璋介绍，程如峰才知道河棚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包家洼是在下面的杜店公社，这中间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不过看得出，河棚和包家洼两地的包家人是经常走动的。这天同桌吃饭的就有包家洼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找包璋书记帮助解决猪饲料的。饭后，包璋就叫他们带路，先到包家洼去找大队长包训甫。临走时特别交代：“省城来的两位同志，要好生招待。包家洼有一部谱，这事我是知道的，不要打埋伏，他们要看就给看，要带走就让带走，这是任务！”
一席话，说得程如峰热血上涌，好不感动。
谢过了包璋，程如峰和包义旭，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岖小路，在包家洼十分顺利地见到了包训甫。
包家洼，这是隐在大山褶缝中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虽已不是刀耕火种，但生存条件的艰苦，还是让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当然还是包家洼人待客的纯朴热情和实诚。以至让他一时犯了糊涂：自己来到的是一个不能再偏远的小山村，是离文明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得炎热，山里的各种蚊虫很多，包训甫把有蚊帐的床铺让出来，给客人，宁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义旭都要求按当时出差的标准付粮票和伙食费，包训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过意不去，只得说：“那就算是给孩子买点饼干吃吧。”那时买饼干是要粮票的，城里人才有粮票，包家洼的孩子不可能会吃到饼干，这对他们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显然是程如峰的这句话起了作用，只见包训甫的爱人感激得双手直抖，羞涩地收下了钱和粮票。
这可是“深入批修整风”的宣传调门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山深处的包家洼，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村民们安详而平和地劳作着。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高亢而幽远的山歌，全然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铺天盖地令人心悸的“红海洋”和大字报。尽管这里的山墙上，也写有几条刺眼的标语，但它在一望无边的大山丛中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使程如峰一下就联想到了“天高皇帝远”这句俚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这样，包训甫才毫无顾忌地向他们说出了保护包氏家谱的真实情况。
家谱本来是收藏在包训甫家的，这事谁都知道，公开得已无密可保。“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身为大队长的包训甫到公社开会，最早接受发动社员破“四旧”的任务。按上边的要求，他应该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谱拿出来交上去，或当众烧毁，以表明与封建社会的东西彻底决裂。但他没有这样做，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老祖宗包拯毕竟是老百姓真心拥戴的一个“清官”，家谱记载的也全是包公后裔一脉相承的来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包训甫想得并不复杂，一旦决定的事又是义无反顾的。他私下与大队书记包先德碰了个头。包先德也有同感。两人一合计，便下了个决心：谱必须保护，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销毁，即便为这挨批斗，进“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点真情！但是，形势又是明摆着的，谱不能再放在包训甫的家里了，必须立即转移。转到哪儿才万无一失呢？包训甫把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队的包先定。
包先定为人热情，办事机敏，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遇事冷静，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这事委托给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说，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边包姓的门户小，目标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即便有个意外，走漏了风声，姚河地处边界，也只要转移几条田埂，就又是另一个公社了。
包训甫和包先德商定好了之后，趁一个夜里把谱送了过去。
包先定接到包氏家谱以后，深感责任重大，左思右想，自己也是一个生产队长，这职务算不上个鸟“官”，但这身份与这事多少有些相抵触。为更稳妥起见，他又选定了一个更为理想的角色：包训根。
包训根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成份好，读书不多，性格耿直，是村上有名的“杠子头”。如果他说“生姜是树上结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你就别指望让他改变看法，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甭想。大家都熟悉了，就都对他谦让三分。但此人心地善良，还极有正义感，路见不平，定然相助。
包先定把包训根叫到自己家里，话往明里说道：“眼看就要扫‘四旧’了，我这儿保存着咱包家一套完整的谱儿……”?话只说到这儿，就被包训根打断，他惊喜地问：“队长，你家保存一套谱？这事以前咋没听你讲过。”
包先定嗔怪道：“这事可以随随便便朝外说吗？”
包训根寻思着点了点头。包先定这才接下去又说：“我考虑你为人可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谱是交上去或是把它烧掉，还是秘密地保存下去？”
包训根脖子一梗道：“瞎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谱，怎能交出去烧掉？没有谱曲，还不没大没小了，上下辈分乱了套，成什么体统！”
“你的意思是……”?包先定属于有着一定社会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是比较聪明的一类农民，聪明中带有着狡黠。他话只说了一半，就神态认真地盯着包训根瞅。
“当然要保存！”
包训根说得信誓旦旦。包先定一听，心里乐着呢，却装出了满面的愁容。说道：“训根，不行啊。我是生产队长，谁只要把这事捅出去，谱是肯定保不住的，人倒大霉不说，家族一班人今后还不知会把我说成啥样呢。”
包训根听队长这么一说，心直口快道：“你是干部，我算个屁，你收藏不方便，就把谱交给我！”
包先定等的就是包训根这句话。不过，他依然煞有介事地诘问：“真的追查下来，你就不怕？”
包训根豪迈地笑道：“你不朝外说，鬼知道？怕，我怕谁？它天皇老子来，我也不搭睬他。”
“真的？”
“你咋看不起人！”
包训根感到天大的委屈。
“好！”
包先定佯装终于下了决心，往包训根的前胸猛地擂了一拳，说道：“训根啊，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小子要能把谱保护下来，就是给包家立了一个大功！”
说罢，便连谱带盒子用事先洗干净的塑料袋套好，郑重地交给包训根。包训根望着沉甸甸的一塑料袋的包氏家谱，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也暴突出来。他说：“大叔，你放心，只要我训根在，谱就在！”
包先定非常高兴，至此，他可以完全放心了。但他想了想，依然严肃地说道：
“谱在，你训根也要在。这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连侄媳妇都不要告诉，懂吗？”
包训根脑袋点得像鸡啄米：“知道，知道。”
包先定又再三叮嘱：“万一有人找你麻烦，一定要沉着，别胡来，你只管顶住，有我给你开脱。”
包训根不再说话，眼只管直勾勾地瞅着手里的东西。包先定看出来了，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再多交代，对方的牛脾气说不定就要爆发了。
最后，包先定充满感情地说道：“好，大叔不说了。大叔信不过你，这么大的事会交给你么？”
包先定留包训根吃了顿晚饭。虽摆不出像样的鸡鱼肉蛋，包训根却已经受宠若惊了。因为包训根有任务在身，包先定没敢请训根喝酒。
饭后，包训根背着塑料袋悄悄出了门。
包训根开始把谱藏在家中。扫“四旧”的挨家挨户地扫，一进门便把香炉、烛台，乒乒乓乓一齐扔到地下，砸了个稀巴烂；墙上画的“麒麟送子”、“麻姑上寿”之类的吉祥画，不是用锹铲掉，就是用烂泥糊上，然后就是上上下下地搜。包训根不由倒抽了一口气。眼看要扫到自己家时，包训根情急之中，突发奇想，他装着浇菜，挑了两桶大粪水，晃晃悠悠地把粪桶朝家门口一放，双手捏着条扁担，单等扫“四旧”的人找上门来。待人一走近，还没进门，他就直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我可是八代贫农，有话说在前面，谁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在我家翻箱倒柜，砸砸掼掼，有他的好果子吃！”
包训根的倔劲远近闻名，这种叫板儿先就把大家镇住了；再望望门口的粪桶和他手里的扁担，就更怕三分。嬉皮笑脸地为自个儿找梯子下台说：“你他妈穷得叮当响，翻箱倒柜会‘扫’出个金观音、银菩萨来吗？”
他们故意夸张地伸头探脑往门里瞅，一边说笑着就从门外走了过去。有人还讨好卖乖地说：“谁敢跟你斗？你包训根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粗中有细的包训根发现，原来扫“四旧”是只扫家里不管屋外的。他心想：谱藏在家里，迟早会有危险，要是哪天我外出去干活，他们中的冒失鬼突然跑到家里把谱搜去，再给烧了，不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么？
这天他出了村子四处观望，看到屋后的树林子里有一座自家的大草堆，那稻草秸被盘得就甭说有多严实了。他不觉心中一动。“要是把谱儿藏在草堆里，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还神不知鬼不觉，等于进了保险箱。”
包训根趁一个月黑天把谱从家里转移到屋后的大草堆中。就这样，一部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程如峰和包义旭的到来，谱还完好地藏在包训根处。
而且这事除了生产队长包先定外，谁也不知道。??
程如峰拿到这部十分完好的《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齐全的谱书。它续修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仅仅是谱诰、旧序、绘像、艺文、实录、谱论、凡例、家规、家私以及渊源世纪等等内容，就用去了两卷的篇幅。
程如峰最想知道的“墓图”及“碑记”，更是赫然载于其中，这太叫他感到惊喜了！?
看了《包氏宗谱》，程如峰才知道，原来包姓的始祖是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后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其后的子孙便“以字为姓”，由此姓包。到了包公包拯，已是申包胥的三十四代孙。《包氏宗谱》上的许多事情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包姓始祖的第五十四代孙包相是在明代的弘治年间，即一四八八年至一五○五年期间，由合肥迁往舒城的山区，成为今天包家洼包氏宗族的一世祖。
程如峰暗下判断：这部于民国七年续修的《包氏宗谱》，实际只应该称其为《包氏支谱》。不过，他又认为，虽为“支谱”，但却因其记载内容的翔实，还是很容易地可以窥视出包氏渊源清晰的脉络的。
程如峰在这部难得的《包氏宗谱》上，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三条非常宝贵的资料。谱中有一幅包公墓园图，图上绘出了包公墓周边的地形，这大概就是风水先生所说的“龙脉”。墓前，除有一座香炉、一张供桌而外，还有一对石人和一对石羊。这些摆设，在今天的清理现场都已不存在。据住在黄泥坎的一位老农说，在他的印象中，解放大军进城之前，包公墓的周围就没有了东西。可见从续修《包氏宗谱》的一九一八年，到解放大军进城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三十多年中，包公墓园一带的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多半与日寇占领合肥八年有直接关系。
谱中还有一篇林至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即一一九九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修复后的包公墓，“祭享有堂，墓道有门”，“植艺松桧，立表树阡”，规模还挺大，“缭以周墙，方一百五十步。”
这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活跃。有一道耀眼的亮光划过脑际，一下子把他纷繁的思绪照得彻亮。
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的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
不过，他又想：既然包公墓曾经遭到如此的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呢？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之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
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吴兴汉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
他甚至可以确认，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程如峰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困惑着清理发掘小组的那许多异常的情况，也就烟消冰释了。比如，一棺两铭的问题，不仅变得清晰起来，而且，反过来又成了支持这种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它不是包公的原葬墓，也不是董氏的原葬墓，所以才会出现有两合墓志石，却只发现一个人的遗骨；同样，董氏的墓志盖才会少了一角，而在那座小墓中也无法找到。
程如峰兜了这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之后，正巧，吴兴汉也正准备找他搞清包公的墓志铭。当然，也要搞清和包公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在这篇墓志铭上都为包公写了些什么，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志石已碎成了五块，断裂处缺损的字根本无法再寻了。其余没有缺损的部分，也由于长时间地埋在地下，腐蚀十分严重，而且还被厚厚的一层泥土覆盖着。要想剔除字缝中间的那些陈年泥土，又不损坏碑石上的文字，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成功的事情。
再难，也要试一试！
程如峰拿出了铁杵磨成针的那份耐心，一干就是十二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终被他做成功了。
文字出来了，可以想象，全是密密麻麻的竖排繁体字，那会儿又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标点符号，使用的也都是古代汉语。这让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几十年，特别是在古陶瓷、古代货币的研究上已卓有成就的吴兴汉，也感到棘手。这对程如峰，就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要把那些生疏艰涩的文字正确地辨认出来，再准确地断句，搞懂它的意思，这不光要深厚的古文功底，还要十分精通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要熟练地掌握北宋期间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知识。
程如峰于是又拿出了蚂蚁啃骨头的那种劲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苦钻研，一段话一段话地认真破译。常常为闹清一个字，就得花上三五天时间，为了弄懂一句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脑汁绞尽。就这样，经过反复地辨认，分析，判断，研究，核对，一个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两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终于被整理出来!
望着一个多月辛劳的成果，程如峰长长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由衷的欣慰。这以后，他又拿出几天时间，把陆陆续续整理出来的志文，工工整整地誊清了一遍。为现代人阅读上的方便，他还为志文打上了标点符号。
由于墓志遭到严重地破坏，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无法辨认。虽说这只能是个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我们还是会被其中陈述的故事，深深感动。这里，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庐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开封府正门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弹国丈张尧佐……?可以说，这是当今人们能够读到的，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最详实生动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了。刻有这文章的志石虽断裂为五块，依然不妨碍它的价值连城！
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典型，绝非后人杜撰，他在生前就已是有口皆碑之人。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吴奎撰写的这个墓志铭，开篇就气势夺人，接下来说到包公在当朝和邻国中的影响，吴奎用了两句十分精彩的话：“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寥寥数笔，便把一个人人敬重爱戴的清官直臣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
包公为官甚久，走遍了山南海北，既看到了皇亲国戚、权臣将帅的贪残害政，胡作非为，又看到了北宋广大底层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触目惊心的社会现状，激发了这位忠义之士一腔济世匡危的热血。
他对当时众多官员的追名逐利，感到可耻。他在奏议中写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立下誓言，要做一个清心寡欲、直道谋身、刚正不阿，像唐朝魏徵那样的“忠直无隐之臣”。
程如峰把包公墓志研究得越深，一旦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便越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所以能接触到这些珍贵的东西，完全因为合钢二厂一个愚蠢的决定。要不是他们需要建个石灰窑，包公墓群必须搬迁，包公的墓志铭不可能重见天日，他和他的同事们，乃至当今还在心中惦记包公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这么具体、这么详实、这么权威性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公墓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宋史》和包氏家谱中所告诉我们的包公的故事，并对《宋史》和包氏家谱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次无可置疑的校正。
无论《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还是《五朝名臣言行录》，在提到宋仁宗嘉?二年，包拯建议立太子时，都写有“臣年七十，且无子”这句话。好像包公到了七十岁，仍膝下无子。但是，从墓志上看，嘉祐二年包公只有五十九岁，即便按照当时人一生下来便有了一岁计算，也只应该是“臣六十，且无子”，“七十”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再说，包拯离世时其子包?已有五岁，包公不可能会在七十岁以后出现“老年得子”的奇迹。从另一个方面看，包拯“天圣五年进士甲科”，那时已是二十八岁，解官终养十年后才正式出仕，如按“臣七十，且无子”推算，包拯不可能三十八岁考中进士，四十八岁始才外出做官。
包公墓志铭的出土，使史书露出了窘态，也使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显得漏洞百出。
包公祖父包士通，被谱写成“包世忠”，这种谬误尚可理解，至少音还比较接近，但是包?本是包公的次子，而家谱却当作包公之孙，包?之子，把一代人变成了两代人，这就使整个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
包公家事上的错误，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几乎所有可见到的包氏家谱上，包拯之妻均写作“李氏”。岂不说这个“李氏”毫无来由，“李氏”的生卒年月，就更是一笔糊涂账。谱上说：“李氏生于兴国壬辰年，卒于咸平庚申年”。奇怪的是，“兴国”是宋太宗赵〖FJF〗竁〖FJJ〗的第一个年号，前后只使用了九年，即从公元九七六年到九八四年，其中并无“壬辰年”。“壬辰”乃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始于淳化三年，即公元九九二年。而“咸平”又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一个年号，只用过六年，即从公元九九八年到一○○三年，其中也并没有“庚申”年。“庚申”乃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始于天禧四年，即一○○二年。按照谱上写出的这些年号，我们将无法确定李氏的具体年岁。但若以甲子纪年计算，这位李氏去世时就只有二十八岁。而李氏过世后，谱上再没有别的记载了，这就是说，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包公，便鳏居了几十年，实在荒唐得很！
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辈子与包公朝夕相处，且同舟共济、恩爱有加并给过包公最大帮助的贤内助——董氏，将沉冤九泉，无人知道。无论是史书还是家乘，对董氏都太欠公道；特别是包氏家谱，这样对待董氏非但大不敬，也似乎有点儿太残忍。
董氏和包公的两合墓志同时出土，透露出了一个《宋史》绝对没有、包氏家谱也不可能会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可以理解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释为“身边的佣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綖，正是包公与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压根就是“身边的佣人”生下的孩子！
“媵孙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为怀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这种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这时包公已是五十九岁，先前由董氏生养的儿子包繶，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成夫妻，想不到婚后两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寿时，百官前来祝贺，宋仁宗也派人送来了礼物，但年届花甲的包公，膝下无子，难免有孤独之感，又怎么乐得起来呢？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大媳妇崔氏抱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牙牙学语的孩子，告诉他：“这就是您的儿子啊！”包公不免惊诧，待问清情况，才知“媵孙氏”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从不开笑脸的包公，不禁笑容满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当即认下了孩子，还将孩儿取名为包綖。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这个次子包綖！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还是包公临近花甲之年与媵所生。
这事，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会有损“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吗?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产生怀疑，甚而认为大逆不道，有辱门风吗?其实，在那个年代，将陪嫁人纳为妾室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董氏是包公的贤内助。正如她的墓志所写的那样，“夫人佐公，承颜主馈，内恪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素风泊然。”她出身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书识字，有很高的礼教修养。自打与包拯结为秦晋之好，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包公。包拯考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建昌县知县，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合肥到江西，包拯为了父母晚年能生活得愉快，便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董氏也心甘情愿地陪伴包拯，在家奉养双亲。包公从三十八岁开始，去各地做官，董氏则不辞风霜，紧紧地伴随其左右。她和包拯一样，举止端庄，生活俭朴，不讲究穿戴打扮，不贪图吃喝享受，不追求珍奇异物。当包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参预执掌国政时，董氏也由仁寿郡君加封为永康郡夫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董氏要去向皇后表示感谢。她进宫时，依然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使得皇后感慨不已，对宫女们夸道：“包夫人那般衣着，足见包拯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啊！”连忙请求宋仁宗赐给董氏一套诰命夫人的服饰。?
包公在开封去世，董氏和女婿文效带领全家老小护送包公的灵柩返回合肥，料理后事，并积极筹划把包公生前的奏议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直到一○六八年在合肥病逝，和包公合葬于一处。?
然而，具有悲剧色彩的却是，从南宋开始，她就被包氏家族遗忘了，更被包公家乡的合肥人民遗忘了。因为，查遍流传下来的所有的包氏家谱、庐州府志、合肥县志，你根本就别指望可以查出一个“董氏”的名字来！
清理工作继续在进行。
被标为“七号墓”的坟墓，是位于整个墓地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挖开后发现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两室均为红糙石砌墙，青石板作盖板，条石上满布着密集的斜条形凿纹。
北室的面积较大，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该是男方墓池；南室较小，应为女方墓室。
北室的南壁，和南室的北壁，共为一墙。石墙是用长方形的石条由底向上平砌，到了墓口处用石板平铺而成。
清理时发现男方墓室的盖板已经不全，从塌陷到墓底的四块残断盖板的面积推算，还应该有八块盖板不翼而飞。再从北墙大部崩塌、条石破碎、位置凌乱的现象分析，此墓已被盗掘过。
两个墓室中的人骨架均已腐烂，只有头盖骨的碎片混于墓底的乱石与淤泥之中。陪葬的东西因被盗掘过，无从知晓了。在男方墓室中清理出漆果盒一件，残破得无法复原，只依稀可辨木胎内部髹着黑漆，外表髹着红漆。盖子上和底子上似乎是以十二个莲瓣形成，就其形象推测，当年肯定是一个相当精美的漆果盒，为墓主生前十分喜爱的一件器物。此外，还找出了残损陶器三件，属于陶罐、陶壶之类；再就是铜钱四枚，“乾元重宝”和“皇宋通宝”各一枚，其余二枚经泥土长期的腐蚀，字迹不清。女方墓室的墓口盖板却较为完整，没受到多大的破坏。但煞费苦心地搜索随葬的遗物，最后找到的也只有一枚“元丰通宝”的铜钱。
但是，就在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搜索中，奇迹又一次发生了！
看上去好像“一贫如洗”的女方墓室，发现了一合墓志。这合方形墓志居然与包拯的墓志同等大小；墓盖上的篆字竟也和包拯墓志盖的一样，都是出自当时著名书画家文勋的手笔；撰写墓志的，想不到还是翰林大学士钱勰所为，志石上的文字也是当朝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手书。
男方墓室之大，表明着他的高贵，却空有一方石椁；女椁虽较男椁要小，但非凡的墓志却让人刮目相看，显示着她生前的显赫！
男椁没留下丁点儿文字，女椁的墓志盖上却清清楚楚标明了墓主的身份：宋节妇永嘉郡君崔氏。崔氏的墓志出土时，两面的文字相当吻合并立于墓室的西墙之处，底部垫土夯实，志石仍十分平稳，刻文几乎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
从墓志上得知，原来这是包公长子包繶和长媳崔氏的合葬墓。
崔氏的墓志铭记述了一个十分美丽而且感人的故事。崔氏家住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市），母亲姓吕，外公是当过三朝宰相的吕蒙正。因此，崔家与包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她十九岁与包公长子包繶结为伉俪。包繶因包公官居高位，受到特殊的“荫补”，很小就获得“太常寺太祝”的官衔，但还未上任便于婚后的第二年病故。崔氏悲恸欲绝。谁知，祸不单行，几年以后，好不容易已经长到五岁的儿子包文辅又夭折。
包公和董氏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心如刀绞，但他们毕竟是开明的人，不希望崔氏在家守节，念及她太年轻，劝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崔氏却执意不从，认为公婆失去独子已够悲伤，她再离开岂不叫老人更添一层痛苦。便说：“公公是天下敬慕之人，我能够代替丈夫奉养公婆，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其实，崔氏是个有心人，她已发现包公身边的媵女孙氏，突然被包公打发回了娘家，而孙氏是怀有身孕的。饱尝丧子之苦的崔氏，于是背着公婆，暗下里不断派人去孙氏家问寒问暖，送去钱财、衣物和食品。天遂人愿，后来孙氏生下一个男孩，崔氏又偷偷把男孩抱养在自己的房里，名为长嫂，实为养母。一年之后，在包公六十大寿之际，把孩子抱了出来，送到包公面前，说：“这是公公的小儿子！”不仅包公开怀大笑，已经痛失了爱子的董氏，也乐得合不拢嘴。
包公遂将这个一岁多的小儿子取名包綖。
包公去世之后，崔氏陪着婆婆，抱着五岁的包綖，护送着包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合肥。包家人刚把包公安葬完毕，崔氏的母亲吕氏也从荆州赶到合肥。母女多年未见，自然格外亲热，但小住数日之后，吕母便向崔氏道出这次来的意图，原来，她已为女儿找了个有才有貌的郎君，要崔氏跟她一道回去。
可是崔氏决心已定，她说：“我已守节数年，如果想改嫁，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母一次次地开导女儿：“‘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如今你丈夫去世多年，儿子又死了，还有什么可守的呢？”
崔氏说：“从前我没有离开包家，主要是为了公婆。现在公公虽去，婆婆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小弟弟，如同我自己的儿子，包家的门户全靠我来撑持，我怎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丢开他们不管呢？”
吕氏生气了，冲着女儿道：“我也老了，为了你，我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赶过来，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呆在这里不走了！”
崔氏耐心地劝说着母亲：“如果陪伴母亲回去，顺便看看舅舅、舅母，这些都是我乐意做的；但您千万别勉强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几天之后，崔氏打点行装，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金银首饰一件不拿，连箱柜的钥匙也一起交给婆婆保管。并对婆婆董氏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临走时，包府举家相送，庐州城的街道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包綖从屋子里冲出来，紧紧抱着崔氏的腿不放。董氏抱起了包綖，泪流满面，对崔氏母女说：“孩子，你就放心走吧；也请亲家母多保重。”
大家都觉得，崔氏跟母亲这一去，将很难再见面了。崔氏却平静地说：“我会回来的。”
一路上，崔氏细心地伺候母亲，平平安安回到了荆州。舅舅、舅母对她的到来十分高兴，也都为她孝顺婆婆、抚养幼弟、舍己为人、矢志不移的古道热肠所感动。慢慢地，吕氏终于也理解了女儿的心思。终于有一天，崔氏拜别母亲，又踏上回合肥的路。
当崔氏重新出现在合肥街头的时候，人们真的是又惊又喜。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竟然轰动了一座庐州城。庐州知州张田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于是撰写了一篇《节妇传》，上报朝廷。朝廷也大为惊异，传旨特封崔氏为寿安县君。
这以后，包綖渐渐地长大，崔氏请来启蒙老师，教包綖读书识字，并给包綖取学名包绶。包绶九岁时，包夫人董氏一病不起，崔氏亲自为董氏调理汤药，整天不离床头。董氏去世后，崔氏又一手张罗后事，修建墓室，刻写墓志，把董氏妥善地安葬在包公的墓地。从此包家的门户便全由崔氏一手掌管。崔氏将包绶抚育成人后，又由她做主，给包绶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
这时，当朝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就给朝廷呈上《举包绶》的奏折。那时宋仁宗赵祯早已“驾崩”，继位的宋哲宗赵煦敕包绶做了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让包绶与文彦博的小女儿文氏结为夫妻。
待这一切都办妥当了，崔氏就派人到开封一带去寻找包绶生身母亲孙氏的下落。最后把孙氏接到合肥，让包绶母子骨肉团聚。
崔氏还注意到族亲的侄子包永年，先后失去父母，无依无靠。她把包永年收养下来，作为死去的丈夫包繶和自己的继子，一直将他培养成人。
崔氏在包氏家族中和在社会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庐州一带流传甚广的“长嫂当母”的这句民谚，便由此而来。后来宋哲宗又下诏加封她为永嘉郡君。嘉奖的诏书便是当时著名大文豪苏东坡所撰。
敕崔氏，汝甲族之遗孤，大臣之冢妇，夫亡子夭，茕然无归。而汝能誓死不嫁，抚养孤弱，使我嘉?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汝之功。苦已世子已死，其姜自誓，诗人歌之；韩愈幼孤，养于嫂郑，愈丧之期，若崔氏者可谓兼之矣。其改赐汤沐，表异其所居，所以风晓郡国，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
诏书中所谓“表异其所居”，就是在包公的家门口为崔氏筑一座巍巍高台，台上再建一个气宇轩昂的门楼子，人称“节妇台”。以显示崔氏的与众不同，享有皇上表彰的殊誉。?
当年的那座“节妇台”，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苏东坡为宋哲宗代写的这个嘉奖诏书，却被后人收入《东坡全集·故枢副包拯男?妻崔氏封永嘉郡君制》。
崔氏于绍圣元年，也就是一○九四年去世，活了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像对母亲一样地孝顺她。她去世的时候，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用对亲生母亲一样的礼节，披麻戴孝，为崔氏办了丧事。
比享有皇帝表彰更荣光的是，《宋史》为崔氏立了传。她的名字和包拯一样照耀史册。公公和儿媳，同时被写进了国史的，这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风范又为包公增添了异彩，于是同垂青史。?当然，没有崔氏，可能便不会有今天遍布天下的包氏后裔！
位于墓地中轴线前下方左起第二座坟茔，被编为“四号墓”，清理后知道，这是包公的长孙，也就是被崔氏收养的螟蛉儿子包永年之墓。
“五号墓”被掘开后，随葬器物竟同包永年的“四号墓”一样，也是清贫得惊人。除当时日常使用的铜镜、铜钱、瓷碗而外，似乎也只比“四号墓”多了一枚铜印、两件水晶珠和一方砚台。
从“五号墓”出土的墓志铭上确认，这是包公次子包绶和次媳文氏的合葬墓。包绶夫妻合葬墓的清理，让世上知道了包公身前身后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嘉祐七年，即一○六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包公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政要事，突然发病，被招回家，从此卧床不起。包公心里明白，自己已是凶多吉少，来日不多。他把包绶（当时乳名还叫包綖）唤到床前。望着只有五岁还是个顽童的包绶，包公不觉连声叹息。
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死后，儿子包绶会受到“荫补”，继续在朝中为官。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地放心不下。于是他拿起笔，写出了自己最想说的几句话，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书面遗嘱了：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他告诫包绶以及后世子孙，一定要以廉洁为本，绝不允许去干那种贪赃枉法的勾当。如有了不肖子孙，不准他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准埋在他的墓园之中。
遗嘱可谓写出了包公的性格。他还担心一纸遗书容易损坏丢失，又明确交代，要把一字一句地刻在石头上，然后砌到堂屋的墙壁上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都来监督包家子孙的一言一行。谁违背了他的遗愿，就不是他包拯的后人。
包公卒于嘉祐七年庚午，即公元一○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夜晚。

  

廉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