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派分裂始末

　　选自 Ven. Bhikkhu Vūpasama 随佛尊者著

　　《原始佛教与法教之流变》部分内容

　　一、“五恶见事”的纷争

　　自佛灭当年（387 B.C.），大迦叶号召“第一次结集”以后，经历百年至佛灭百年的“第二次结集”时，佛教僧团发展为传承经法为主的阿难系僧团，还有传承律戒为主的优波离系僧团。阿难系僧团以阿难弟子商那和修 Śāṇakavāsi 及其弟子优波鞠多 Upagupta 领导，传化于北方摩偷罗 Mathurā 一带的僧团为主；优波离系僧团则分为由优波离弟子陀娑婆罗领导，传化于东方毗舍离 Vaiśālī 的僧团，以及由优波离弟子驮索迦 Dāsaka（驮写拘）领导，传化于西方优禅尼 Ujjeni（或 Ujjayaini）一带的僧团。这三大僧团发展所在的地域、部族及使用的语言，彼此都不相同，如是两大师承、三大僧团，共承　佛陀的教法与律戒。

　　佛灭后约 116 年（271 B.C.），时为孔雀王朝阿育王 Aśoka 在位的时代，当时孔雀王朝首府华氏城 Pāṭaliputra 是中印首要的都城，而阿育王又极力的护持佛法，在华氏城建了一座皇家寺院（鸡园寺）供养十方的僧众。当时聚居华氏城的僧众，包含了当时佛教三大僧团的僧众，即北方摩偷罗及迦湿弥罗的阿难系僧团僧众，东方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及西南方优波离系优禅尼、阿槃提僧团等地的僧众。

　　因为出自优波离师承传化于毗舍离地区的僧团中，有名为大天 Mahādeva 提倡“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以异于传统经法的“五恶见事”，贬谪阿罗汉为有漏、不圆满，造成僧团的论争与对抗。当时传化于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为了维护古来的经说正统，起而抗拒大天的“五恶见事”，形成阿难系僧团与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的对抗局面。然而，当时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偏袒、支持大天的毗舍离僧团，排拒维护正说的阿难系僧团，使得阿难系僧团屈于劣势。见阿难系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1：

　　“大天于后集先所说五恶见事，而作颂言：‘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于后渐次鸡园寺中，上座苾刍多皆灭殁。十五日夜布洒他（步萨）时，次当大天升座说戒，彼便自诵所造伽他（五事偈）。尔时众中，有学、无学、多闻、持戒、修静虑者，闻彼所说无不惊诃：咄哉！愚人宁作是说。此于三藏曾所未闻，咸即对之翻彼颂曰：‘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汝言非佛教’。于是竟夜斗争纷然，乃至终朝朋党转盛，城中士庶乃至大臣，相次来和皆不能息。

　　（阿育）王闻自出诣僧伽蓝，于是两朋各执己诵，时王闻已亦自生疑。寻白大天：“孰非？谁是？我等今者当寄何朋？”大天白王：“戒经中说，若欲灭争，依多人语。”王遂令僧两朋别住，贤圣朋内，耆年虽多而僧数少；大天朋内，耆年虽少而众数多。王遂从多，依大天众，诃伏余众，事毕还宫。尔时，鸡园争犹未息后，随异见遂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众部。

　　时诸贤圣，知众乖违，便舍鸡园，欲往他处，诸臣闻已，遂速白王。王闻既瞋，便敕臣曰：“宜皆引至殑伽河边，载以破船，中流坠溺，即验斯辈是圣是凡。”臣奉王言，便将验试。时诸贤圣，各起神通，犹如雁王，陵虚而往。复以神力摄取船中同舍鸡园未得通者，现诸神变作种种形相，次乘空西北而去。王闻见已深生愧悔，闷绝躄地，水洒乃苏，速即遣人寻其所趣，使还知在迦湿弥罗。复固请还，僧皆辞命。王遂总舍迦湿弥罗国，造僧伽蓝安置贤圣众，随先所变作种种形，即以摽题僧伽蓝号。”

　　在僧争以后，受到阿育王压制的阿难系摩偷罗僧众，发现形势困厄难以扭转，遂计划远离华氏城返回摩偷罗，而华氏城与摩偷罗之间最利便的交通路线，就是乘船溯恒河的上游而行。阿育王提供破船，让不受制王命妥协的摩偷罗僧众搭乘，使僧众在中途沉溺于恒河，应是出于对于违抗王命者的惩罚，也可藉此转说是“不愿妥协、息除僧争的恶报”，隐藏杀害僧人的事实。然而，阿难系摩偷罗僧众并未全溺毙于恒河，当中临难未死的僧众，为了尽量远离华氏城的逼迫势力，逃避王难于遥远北地的罽宾2（揵陀罗，后译称迦湿弥罗）。这样的选择，应当是出于罽宾开教者末田地不仅宣称是阿难的弟子，又同时是阿育王子摩哂陀的出家具足戒师的缘故，所以避难于罽宾比较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及照护。当阿育王得知阿难系诸长老未全部溺毙，并且避居在王力难及的远方罽宾，受到末田地僧团的护顾。如此一来，阿育王藉由破船杀僧的恶计，已经无法隐藏于世，双方的信任也已经破灭无余。此时，虽然阿育王是“复固请还”，但是“僧皆辞命”，那里还敢信赖阿育王呢？阿育王为了避免来自佛教界的抗争及世人的非议，只得采行怀柔的安抚作法，遂在僧众避难所在的罽宾，为这些遭受王难逼迫的摩偷罗僧众建造僧院。

　　二、僧团分裂的时空背景

　　从出自阿难系的说一切有部、犊子部分派的正量部，还有优波离系的分别说部分派的锡兰铜鍱部所传，审度当时的时空背景约略如下：

　　2-1. 阿育王的背景

　　当阿育王为王子时，并未得到父亲频头沙罗 Bindusāra 的宠爱，而频头沙罗又担忧其才华与野心，可能威胁到其兄储君的地位，故派阿育王子到偏远的塔克西拉 Taxila 平乱。当乱事顺利平定后，因频头沙罗王恐其坐大，而被派往优禅尼3 Ujjayinī。当出镇于优禅尼时，中途经过末瓦国 Malwa，为了增加自身的声势与实力，以利将来争取天下，遂娶了当地卑提写 Vedissa 大富长者的女儿缔维 Devi4，生了摩哂陀 Mahendra 与僧伽蜜多 Saṁghāmitra。接着，又积极的拉拢当地的宗教势力，建立个人的政教关系，依尼拘律陀之教导归依佛教5，并且亲近优禅尼地区的佛教主导者，即自称“分别说者”的目犍连 子帝须 Moggaliputta-tissa。当频头沙罗王逝世后，阿育王子即起兵争夺天下，杀死了诸多兄弟。在阿育王即位后数年，担任副王的阿育王之弟帝须 Tissa，在王兄阿育王的忌惮下，可能倍感生存的压力，出家于优禅尼僧团，依目犍连子帝须的弟子昙无德（南传‘大王统史’6说是摩诃昙无勒弃多 Mahādhamma-rakkhita）为师。见觉音论师注解的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卷第二7：

　　“尔时，阿育王登位，立弟（帝须）为太子。……又复一日，太子帝须出游行猎，渐渐前行至阿练若处，见一比丘坐，名昙无德。……太子见已心发欢喜，而作愿言：我何时得如彼比丘。……是时太子往到禅房，至昙无德比丘所，求欲出家。”

　　日后，阿育王的儿女──摩哂陀与僧伽蜜多，在阿育王的要求，也出家于优禅尼僧团。见锡兰铜鍱部‘岛王统史’第七章8：

　　“阿育王说：‘我为教法之相继者’。……目犍连子帝须伶俐之答法阿育王：‘资具之施与者是教外者，舍由己身所生后继者之子、女出家者，实教法之相续者’。……法阿育王闻此之语，呼子摩哂陀童子及女僧伽蜜多两人，说：‘朕（中译语）是教法之相续者’。闻父之言，二人等承诺此。”

　　阿育王登位后，即积极的建立王家在佛教中的权威地位。一方面安抚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接近摩偷罗僧团主导者优波鞠多，又依优波鞠多的建议，巡礼　释迦佛陀一生行迹等诸圣地，建造塔、柱表彰圣德。见《阿育王传》9

　　“（阿育）王白尊者言：佛所游方行住之处，悉欲起塔。所以者何？为将来众生生信敬故。（优波掘多）尊者赞言：善哉！善哉！大王！我今当往尽示王处。王以香花、缨络、杂香、涂香，种种供养尊者（优波）掘多。（阿育王）即集四兵，便共发引至牟尼林园。（优波掘多）尊者举手指示王言：此佛生处，此中起塔为最初塔……。”

　　二方面进一步的拉拢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让王弟帝须、王子摩哂陀、女儿僧伽蜜多及女婿出家于优禅尼僧团。阿育王安排摩哂陀依优禅尼僧团主导者，优波离第五代弟子的目犍连子帝须出家，并以毗舍离僧团的大天为十戒戒师，又依迦湿弥罗地区传说出自阿难师承的末田地 Madhyāntika（又译末阐提）为具足戒师。据觉音论师著作，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一10的记载：

　　“（阿育）王复问言：云何得入法分？帝须答言：“若贫若富，身自生子，令子出家得入佛法”。作是言已，王自念：我如此布施，犹未入佛法，我今当求得入因缘。王观看左右见摩哂陀，而作是念：我弟帝须已自出家。……即语摩哂陀：“汝乐出家不？”摩哂陀见叔帝须出家，后心愿出家。……尔时、王女名僧伽蜜多，立近兄边，其婿先已与帝须俱出家。王问僧伽蜜多：“汝乐出家不？”答言：“实乐”。王答：“若汝出家大善”。……即推目揵连子帝须为和尚，摩诃提婆为阿阇梨，授十戒，大德末阐提为阿阇梨，与具足戒。是时摩哂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僧伽蜜多阿阇梨，名阿由波罗，和尚名昙摩波罗，是时僧伽蜜多年十八岁，度令出家。”

　　阿育王刻意安排摩哂陀在佛教当中发展声势的企图，是显而易见，而目犍连子帝须应当是明白阿育王的用心。当摩哂陀出家后，不仅受到重视，并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目犍连子帝须甚至破例的将弟子千人交由初出家的摩哂陀领导。见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卷第二11：

　　“是时摩哂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僧伽蜜多阿阇梨，名阿由波罗，和尚名昙摩波罗……王登位以来，已经六年，二子出家。于是摩哂陀，于师受经及毗尼藏，摩哂陀于三藏中，一切佛法皆悉总持，同学一千摩哂陀最大。”

　　“尔时，目揵连子帝须，自念言：争法起已，不久当盛，我若住僧众，争法不灭。即以弟子付摩哂陀已，目揵连子帝须，入阿烋河山中隐静独住。”

　　2-2. 阿育王与三大僧团的关系

　　阿育王初登位时，对于王都华氏城邻近的毗舍离僧团，也是相当的友善和礼遇，大天即常于王宫中说法12。此时的阿育王，对于中印东方的毗舍离僧团与西南方优禅尼僧团，是相当的重视与亲近，尤其对优禅尼僧团是特别的信赖。或许这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并且王族多人出家于优禅尼僧团的缘故。相对于此，远处北方摩偷罗优波鞠多及西北印犍陀罗的末阐提的阿难系僧团，就显得疏远多了。

　　弘化于远方北地罽宾（犍陀罗，后称迦湿弥罗）的末田地（Madhyāntika，指水中，又译称末阐提），传说原为雪山仙人有五百弟子，当阿难临入灭前，在恒河中共同出家于阿难座下，后将佛法传入迦湿弥罗。见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七13：

　　“尔时，于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动，其见阿难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难所。到已礼足合掌说言：我于长老当得佛所说法及出家具足修净梵行。……仙人及弟子于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长老阿难语末田地言：……我今欲涅槃，此法藏汝应受持。佛已说罽宾国第一坐禅寺，我入涅槃百年后当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应持法藏入罽宾国，是故汝应将法藏入彼国。”

　　佛灭后百年开化佛教于北印罽宾的末田地，被视为与佛灭后百年“第二次结集（七百结集）”时，阿难系的大德商那和修，同为阿难的弟子。见晋译《阿育王传》卷六14：

　　“尊者（优波）鞠多……语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嘱迦叶，迦叶以法付嘱阿难，阿难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嘱于汝”

　　印度最早的说法中，阿难并非承自大迦叶的师承，而阿难的正传弟子为舍那婆斯 Śāṇavāsi（即商那和修，又称三浮陀 Sambhūta），为“第二次结集”的大德，并将罽宾佛教的启教者末田地（Madhyāntika末阐提），说是阿难晚年收授的弟子，这应是为了增上阿难系僧团的光辉，同时也是肯定末田地的贡献及荣耀。

　　佛灭后约 250 年，阿难系僧团有学众名为迦旃延尼子 Kātyāyanīputra，受优波离系僧团改转经说的影响，信受优波离系僧团新出的论义（特别是分别说部《舍利弗阿毗达磨》），依循优波离系新出的论义，著作了《发智论》15（旧译名《八犍度论》），改转阿难系僧团遵循的古来经说。据真谛 Paramārtha‘部执异论疏’16：

　　“从迦叶已来，至优波笈多，专弘经藏，相传未异。以后稍弃根本，渐弘毗昙。至迦旃延子等，弃本取末，所说与经不相符。欲刊定之，使改末归本，固执不从。再三是正，皆执不回，因此分成异部。”

　　因此，阿难系僧团分裂为改转经说、重论的说一切有部，以及传承传统经说的雪山部（原阿难系弟子）。见《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17，引世友 Vasumitra 著作，由真谛 Paramārtha 译《部执异论》与《部执异论疏》：

　　“部执（异）论曰：上座部住世若干年，从迦叶之后，至三百年，无有乖竞，至第三百年中，有小因缘，分成二部，一说一切有部，亦名说因部，二雪山住部，亦名上座弟子部。”

　　不久，说一切有部化区南方（近优禅尼）的学众，舍弃迦旃延尼子的《发智论》，而改宗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传出的《舍利弗阿毗达磨》，说一切有部遂再分裂为信从《发智论》的北方原说一切有部，以及改宗分别说部《舍利弗阿毗达磨》的南方犊子部。最后，犊子部学众在《舍利弗阿毗达磨》的解义上意见不同，又再分裂为法尚、贤胄、正量、密林等四部。见《舍利弗问经》及《三论玄义》引真谛‘部执异论疏’：

　　《舍利弗问经》18：“他俾罗部（即阿难系上座部），我去世时三百年中，因于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及犊子部。于犊子部，复生昙摩尉多别迦部（巴 Dhammuttarika 法上）、跋陀罗耶尼部（巴 Bhaddayānika 贤胄）、沙摩帝部（巴 Sammitiya 正 量）、沙那利迦部（巴 Chandāgārika 密林）。”

　　《三论玄义》19：“三百年从萨婆多出一部，名可住子弟子部，即是旧犊子部也！言可住子弟子部者，有仙人名可住，有女人是此仙人种，故名可住子。有阿罗汉是可住女人之子，故名可住子。此部是此罗汉之弟子，故名可住子弟子也。……舍利弗释佛九分毗昙名法相毗昙，罗睺罗弘舍利弗毗昙，可住子弘罗睺罗所说，此部复弘可住子所说也。次三百年中，从可住子部复出四部，以嫌舍利弗毗昙不足，更各各造论取经中义足之！所执异故，故成四部：一、法尚部，即旧昙无德部也；二、贤乘部；三、正量弟子部；……四、密林部。”

　　此时教区为北方罽宾的原说一切有部，应当是为了强化说一切有部是出自禅师及经师传承的缘故，才会有附加大迦叶传法于阿难的新说法。此外，因为罽宾的原说一切有部和南方犊子部相互争夺阿难系的正统，说一切有部为了抬高在阿难系诸部中的地位，才会将罽宾佛教的启教者末田地，改说是阿难系原第二师商那和修（也是犊子部的第二师）的师长。如此一来，商那和修变成是罽宾说一切有部的第三师，而在南方的犊子部则是第二师，师承的改说，应是罽宾原说一切有部为了自居是犊子部的母部。

　　大迦叶传法于阿难的一系五师传承，最早见于西晋惠帝（C.E. 290~306）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而《阿育王传》当中说孔雀王朝后有三恶王毁佛，可知《阿育王传》传出的年代，应出于公元前一世纪末叶，比起公元五世纪的锡兰《岛史》应要早近五百年。阿难传法于罽宾的末田地，末田地传法于舍那婆斯（即商那和修）的说法，最早见于罽宾地区说一切有部禅师达摩多罗 Dharmatrāta 与佛大先 Buddhasena（又译佛陀斯那，义译为觉军，卒于公元后约 410 年）传的《达摩多罗禅经》（佛陀跋陀罗 Buddhabhadra C.E. 411 译出）。见《达摩多罗禅经》‘序’20：

　　“如来泥曰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咸乘至愿。”

　　“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

　　在后来梁朝僧伽婆罗 Saṃghavarman 翻译的《阿育王经》（C.E. 506~518）中，应是参考了佛陀跋陀罗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才对阿难系师承的传续，有了不同于《阿育王传》的改变。见《阿育王经》卷七21：

　　“世尊付法藏与摩诃迦叶(翻大龟)入涅槃，摩诃迦叶付阿难(翻欢喜)入涅槃，阿难付末田地(翻水中)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翻纻衣)入涅槃，舍那婆私付优波笈多(翻大护)入涅槃，优波笈多付絺征柯(翻女)。优波笈多在摩偷罗国教化弟子。”

　　如是可以推知，阿育王时代开化北印罽宾的末田地（末阐提），是王朝边区重要的佛教大德，自然得到阿育王的礼遇，又传说是阿难的弟子，资历与辈份高于当时摩偷罗的阿难系第三师优波鞠多22与优禅尼的优波离系第五师目犍连子帝须23，所以被延请为阿育王子摩哂陀出家授具足戒的戒师24。

　　但是在阿育王的信赖、支持下，近于王家的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声势超越了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逐渐以优波离师承的正统自居。如阿育王之子摩哂陀是依止优禅尼僧团，作为优波离第五代弟子的目犍连子帝须出家，又阿育王支持毗舍离僧团的大天，担任摩哂陀的十戒戒师，而当时出自优波离师承的大德中，辈份高于目犍连子帝须的毗舍离僧团主导者，优波离第三代弟子的树提陀娑 Jotidāsa 则被阿育王边缘化。见大众部《摩诃僧祇律》卷第三十二25：

　　“优波离授陀娑婆罗，陀娑婆罗授树提陀娑。”

　　阿育王的真正目地，应当是为了王朝的稳固，想要藉由亲近王家的优禅尼僧团，扩大王朝对佛教的影响力及控制力，才刻意扶植领导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作为优波离系传承的正统，并费心安排摩哂陀作为目犍连子帝须座下的接班人。

三、阿育王势力的影响

　　阿育王建立统一的王朝以后，尽量亲近佛教僧伽，重用南方优禅尼僧团，拉近东方毗舍离僧团，安抚北方远地的阿难系僧团，大力的护持佛教，同时尊重其它的宗教信仰。这应是经过统一战争以后，阿育王想要藉由提倡和平主义的佛教，稳定战乱后统一的王朝，并藉由王族的关系影响佛教的发展。

　　因此，在“五事论争”发生的时候，阿育王是采行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呼吁双方平息争端，二方面是拉拢势力强大且近于王都的毗舍离僧团，支持亲近王族的优禅尼僧团，三方面安抚宣化于边远的迦湿弥罗僧众。对于反对“大天五事”的北方摩偷罗阿难系僧团，则采行疏离、淡漠的态度，并压制、要求必须妥协。

　　关于阿难系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记载，“阿育王以破船载诸僧众，沉溺于恒河”的事件，在南方铜鍱部的记载里，则是阿育王时有外道附佛（传说举“五恶见事”的大天，出家前为外道），因而造成僧团无法合众布萨。因为僧争无法和合说戒，阿育王命令使臣为僧众说和不成，进而发生使臣杀僧的事件。见锡兰觉音论师着，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26：

　　“阿育王知已，遣一大臣，来入阿育僧伽蓝，白众僧：“教灭斗争和合说戒”。大臣受王敕已入寺，以王命白众僧，都无应对者。臣便还更谘傍臣，王有敕令，众僧灭争而不顺从。卿意云何？傍臣答言：“我见大王往伏诸国，有不顺从王即斩杀，此法亦应如此。”傍臣语已，使臣往至寺中，白上座言：“王有敕令，众僧和合说戒，而不顺从。”上座答言：“诸善比丘！不与外道比丘共布萨，非不顺从。”于是臣从上座次第斩杀，次及王弟帝须而止。……帝须比丘便前遮护，臣不得杀。臣即置刀，往白王言：我受王敕，令诸比丘和合说戒，而不顺从，我已依罪次第斩杀。”

　　此事同样见于锡兰铜鍱部传的‘大王统史’27。这段记录指出，僧团因为外道附佛而起争议，由于僧众不与外道共布萨，而遭受阿育王使臣的杀戮，直到将及阿育王弟帝须才止。然而，试想：护佛的阿育王，为何不怪责附佛的外道，反而要求不与外道共布萨的僧众妥协呢？试想：在使臣妄杀僧众的事件中，得与王弟帝须共住的僧侣，岂是泛泛之僧？如果被斩杀的不是僧伽大德，何以阿育王事后会如此担忧？又据北方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28的说法，大天原是“外道出家”，在布萨时举“五恶见事”而起争端，阿育王是“依大天众，诃伏余众”，要求阿难系僧众妥协，但两方和合不成，引发阿育王以破船载僧，令沉于江河以试僧之修证的事件，是相当的接近。虽然如分别说系铜鍱部所说，依照阿育王护佛与供僧的虔诚，必定难免有附佛求食的外道，但此时僧团的事端，真的只是外道附佛而已吗？

　　上座系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系铜鍱部所分别陈述的两件事端，都发生僧侣受到迫害的情事，也都有阿育王在事后悔过补救的情节，以及事后为数百耆年有望的外道建精舍，或说是在迦湿弥罗“造僧伽蓝安置贤圣众”的记载。但考证印度及佛教的历史，锡兰铜鍱部关于阿育王年代的记载，应是需要修正（请参考原始佛教会出版《正法之光》创刊号p.10~p.18）。两相对比之下，分别说部传说的“外道附佛”造成僧众无法和合布萨的争端，北方阿难系上座部记载外道出家的大天提出“五恶见事”，两者是否就是出自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呢？阿育王以破船载僧，令沉于江河以试僧之修证的事，或许有之，但这是否代表着“阿育王强势主导僧事，不容反抗”的事实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当时毗舍离僧团的主导者，是优波离第三代弟子的树提陀娑，而摩偷罗僧团主导者，是阿难第三代弟子的优波鞠多，两位都是当时佛教的大德，却未受到阿育王应有的重视。如是可见，阿育王是支持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作为优波离师承的代表，有意将毗舍离僧团的树提陀娑予以边缘化，又推崇远在北印迦湿弥罗的末阐提，弱化阿难系摩偷罗僧团优波鞠多的声势，独厚亲近王家的优禅尼僧团。

　　因此，当阿育王为了支持毗舍离僧团的大天，造成阿育王、毗舍离僧团与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之间，形成紧张与对抗的局势时，阿育王即延请领导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出面平息大天“五恶见事”的争端（南传‘岛史’称为“外道附佛”事件）。然而，受阿育王支持的目犍连子帝须，并不是依照僧律的作法，召集各方僧众共同举行“僧团羯磨会议”来灭除僧争，并且“依经依律”的处理争端。反而是在阿育王的主导下，依据阿育王的意思与要求，双方合作的藉由优禅尼僧团的主张，作为处理僧争的标准。

　　当时目犍连子帝须受命于阿育王，出来平息僧团的纷争。阿育王与目犍连子帝须为了达成“平息僧争”的目的，在优禅尼僧团（分别说者）“自部结集”集出的《论事》中，采取平衡阿难系摩偷罗僧团及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的主张。见分别说系锡兰铜鍱部传诵的‘岛王统史’（Drpavaṁsa）第七章29：

　　“目犍连子受千比丘围绕行法之结集。（三九）破斥异说者大慧之目犍连子，令确固上座说行第三结集。（四○）破异说，斥多数无耻之徒，辉扬教法说示《论事》。”

　　目犍连子帝须集出的《论事》内容当中，一方面反对毗舍离僧团大天Mahādeva 的“五恶见事”30，主张“阿罗汉无漏”，认同阿难系摩偷罗僧团的意见；另一方面承认“阿罗汉不等同佛陀圆满”，认同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的主张，反对阿难系主张“佛与声闻同一解脱，唯佛陀是无师自觉”。见分别说系锡兰铜鍱部《论事》‘果智论’31及阿难系说一切有部《杂阿含》75经32：

　　《论事》‘果智论’：“此处，言‘诸佛依诸有情之得圣果而说法，声闻亦然’，依此之共通而‘如诸佛，声闻亦依有情于得果而有智’之彼等邪执。”

　　《杂阿含》75 经：“于色厌，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应、等正觉。如是受、想、行、识厌，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比丘！亦于色厌，离欲，灭，名阿罗汉。如是受、想、行、识厌，离欲，灭，名阿罗汉。比丘！如来、应、等正觉，阿罗汉，有何差别？……如来、应（供）、等正觉，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复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诫；如是说正顺欣乐善法，是名如来、（阿）罗汉差别。”

　　如此一来，原本是要“平息僧争”，反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僧团立场及主张。此事见公元前一世纪，阿难系上座部流传的世友（梵Vasumitra）《十八部论》33（罗摩罗什旧译）：

　　“佛灭度后百一十六年，城名巴连弗，时阿育王王阎浮提，匡于天下。尔时，大僧别部异法，有三比丘（众）：一名能（龙之误写），二名因缘（玄奘译边鄙众），三名多闻。说有五处以教众生，所谓：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

　　公元前一世纪的世友论师在著作的《十八部论》中，提到阿育王时代有三比丘众，争议大天“五恶见事”的“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三比丘众（僧团）当中的龙众（或称龙象众，意指难调）就是指大天出家的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因缘众是指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而多闻众则是指阿难系摩偷罗僧团。三大僧团意见不一致，使得佛教原为“和合一味”的两大师承、三大僧团，分裂为意见对立难调的两大师承、三大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