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叶小文：评南怀瑾－－生命的安立

作者：叶小文（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尊重生命，道德约束；敬畏生命，终极关切。
     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的安顿”问题。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
      知道南怀瑾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大家、国学大师，他的著述涵盖儒、佛、道及诸子百家。他能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文化层面，开拓新的学术视野。
但说实话，在这个忙碌的快餐文化流行的年代，我还真没来得及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地读完他的一本书。就像南老所忧虑的，“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哲人其萎，其言犹存，在南老面前，我其实不如当年的“小朋友”啊。

大概由于我长期从事宗教工作，南老托人带话，盼与我一见。
于是，2005年底，我专程去太湖大学堂拜访他。初次见面，却也似曾相识，并无老幼尊卑的分隔，直言不讳，相谈甚欢。
他开门见山就问，你当了十多年宗教局长，对宗教有何心得？
我说，宗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观，基督教讲“永生天堂”，伊斯兰教讲“再生天园”，佛教讲“无生涅槃”，道教讲“长生自然”，在在离不开一个“生”字。
他一笑，未置可否。我便心里打鼓，是否班门弄斧，失之浅薄啊？
次年，我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他立志“以传统书院之传习为基础，配合现代前沿科技研究方法，希望综合同志者之力，发掘固有传统文化之精华，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主流方向上有所贡献，以冀为人类文化之前行，探寻一条正途。”原来他的思虑与抱负，并不限于宗教的生命观，而是志在“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南怀瑾老师给叶小文先生的信】

以后我再去看他，他带我去看他的药房，讲解他亲自配置的大概可以医多种病症的奇妙的药丸；摆一桌家常菜，看着我大吃大嚼，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先生是“友天下士，读世间书”，颇具古侠义之风。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凡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常常席开四五桌，先生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午、晚两餐各吃一碗红薯稀饭，各色菜肴仅浅尝而已，酒几乎是点滴不沾。
我知他儒释道皆通，“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便以“儒释道相通之要义何在”为题，向他请教。
他却反问，你考我啊？你怎么看呢？
在这个平易近人、不端架子的大学问家面前，我也就“童言无忌”，“抛砖引玉”了。我说：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才能急着找出诊治心灵的药方。”例如，儒释道都赞成“孝道”。继承和弘扬孝文化之合理内核，有助于找回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这两条约定，治疗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孝的本质之一是“生命的互相尊重”。孝文化所倡导的“善事双亲”、“敬养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仅要求我们尊重自己父母的生命，也要尊重、关爱他人的生命，从而扩展为对上孝敬、对下孝慈、对亲友孝悌、对国家孝忠，将“亲其亲、长其长”的家人之孝升华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大爱。
孝的本质之二是“敬畏”。人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宗教的原理是敬畏神，孝文化的原理是敬畏人——敬畏父母、敬畏长辈、敬畏祖先，“家有近祖，族有宗祖，慎终追远，直至始祖”。如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么，“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
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也写过《道德情操论》，意在市场经济必须有道德约束。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唤回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始终是一道未解的难题。今天，我们正多方努力，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妨打开视野，有容乃大，包括回首孝文化，肃清其附着的污泥浊水，找出其相通之普遍价值，发掘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可用功能。爱乡方爱国，尽孝常尽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讲了这许多，先生都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点头称许。等我说完，他画龙点睛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好，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说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得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我常回想先生这些透彻精辟之语。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的安顿”问题。
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我们的生命，在此中安立。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