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出将,蜀人入相”。雍正皇帝赞誉他:“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
人们常说“巴山蜀水”:蜀地大环境中的主要角色是“水”,蜀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三星堆都江堰是其代表之作。而巴国所在地则是“山”的天下,这里诞生的迥异于前者的山地文明——谜一样的山中悬棺、错落高低的山城景观,则是巴人创造的文化。故而临近的两块地域上产生了两种文明风景:蜀人擅长精耕细作,巴人长于翻山越岭;蜀人崇文,巴人尚武。
“因为‘地大而物繁’,蜀地在1700多年前就有了‘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的个性,用今天话说就是好人聪明伶俐,坏人市侩狡诈。富裕的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喜文而畏兵的社会风尚。通俗说就是,蜀人擅长炫耀文化水平,却不擅长动武。所以,巴蜀地区出的文化名人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苏轼、苏辙、杨升庵等大多出自成都平原。汉代儒学语境下的蜀学堪与齐鲁并称;宋代理学领域的‘蜀学’更是可与中原抗衡。近代,郭沫若、巴金、艾芜、李劼人、张大千、沙汀、范长江、流沙河、魏明伦等,也都是蜀地上冒出来的人物。”
唐宋时期,“巴渝地区还是中原达官贵人墨客骚人们被谪贬流放的蛮荒之地,显现明显的‘儒化’不足。所以,重庆开埠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巴地域内的经济文化似乎远不及蜀地那样辉煌,‘峡路’、‘峡江’等往往是落后地区的代名词。但是,面对高山阻隔、江河湍急、密林猛兽等自然环境,巴人有了尚武、爽直、乐观的胸怀。史书多称巴人‘质朴好义,土风敦厚’、‘天性劲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了‘蜀有相,巴有将’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