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双山三合四局长生法根源可以追索到晋代郭璞《葬书》原经文。《葬书》原文诗句中记载 “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紧乎形，应忌乎湍激，谓之悲泣。朱雀源于生气，派于未盛，朝于大旺，泽于将衰，流于囚谢，以返不绝。法每一折，储而后泄，浑浑悠悠，顾我欲流。”从原文中我们见到无山为朝，而以水为朱雀者，则以明堂之蓄聚为主。故或衰或旺之向，但从形局美好之处而立之，其倒？在后，然以水为朝，又大忌湍急有声也。衰旺系于形应之言甚兴，故重明之。此朱雀即穴前水也，水在穴前，故亦曰朱雀。源于生气者，水从长生发源也。派于未盛，合诸派之水于冠带临官之位也。朝于大旺者，朝于穴前者帝旺也，故宜立旺向也。泽于将衰者，泽者水蓄之处，病为真衰，衰位犹未全衰，故曰将衰。水既泽于此，则向亦宜朝于此也。一穴之前，衰旺二位，俱可立向，故从其形局之美丽者立之也。如面南之局，午为丙火之旺向，未为丙火之衰向。当立何向，则观明堂水城。在午则立旺向，在未则立衰向。故曰衰旺系乎形之应于其位也。四谢者，死病墓绝之位，流者去也。以返不绝者，言水既从四谢而去。然绝位为五行受气之乡，故继之以胎养长生，则绝为四谢之终，又为生气之始，是水虽流于四谢墓绝之乡，而实返于生气不绝之所也。故水法又有绝来沐去立生向之局也。生来墓去，则从生而入沐冠，以返不绝也；绝来沐去，则从绝胎而入养冠带帝旺，亦返不绝之局也。此水法之玄妙也。郭氏明明说个朱雀源于生气，则水法明明从向上五行起长生。后世不知何故，而从坐山来龙起长生，则非朱雀源于生气，乃玄武源于生气矣。岂知穴前皆向其主，水流向上，则水法得不从向上起长生乎。不从向上起长生者，其未曾读葬书抑或读而不解也。后世得者，以水法为最难明之事。即如杨地仙，亦费了多少语言文字，只是说不尽。而郭氏直指一生气为源，立定衰旺二向，又说一句以返不绝之妙义。只此数言，水法已无剩义矣。杨公诸经文中更是对双山三合四局长生法做了原文的记载，《天玉经》、《青囊奥语》、《撼龙经》后载的真实案例会图与解说等。直到刘秉忠（1216-1274）生于南宋嘉定九年即赵扩称帝时期，去世于南宋咸淳十年赵祺为帝时期，那个时期正值南宋亡朝及元朝建国初年。从刘秉忠所写的《平砂玉尺经》序可知，刘秉忠去世之前曾为元朝忽必烈当幕府。其在世时著有《平砂玉尺经》一书承葬书及杨公诸经原文文义细解之书，全书的除了龙穴峦头外，理气主从杨公双山三合四局长生法，这本书也是完全对郭杨风水的一脉相承并作出了细解，此书基于陈希夷所撰《神文通机集》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并自秘于石室中，后刘伯温收陕州而获并解之。赖氏从谦又从而发挥又诸《绍兴大地八钤》、《三十六钤》、《催官篇》，前两种已失，《催官篇》今还留传于世。蒋大鸿认为刘秉忠所著的《平砂玉尺经》初经所成，一下为宋初之人，一下又为元朝之人，以此认为相隔数百年，故认为此书为伪托之书。但我们细细查阅历史王朝年代可知，刘秉忠所生之年确实是南宋嘉定九年，南宋建国于宋高宗赵构即公元1127为元年，南宋亡朝时间为公元1279，而元朝建国于公元1264年，而刘秉忠死于公元1274年，享年五十八岁。在元朝未灭南宋之前刘秉忠是有可能已是忽必烈的幕府，幕府者均多助君王成就帝业，而刘秉忠死时为公元1274年，那时元朝已建国有近十年。所以刘秉忠确实是宋朝人也是元朝人，而蒋大鸿只是以宋朝与元朝相隔数百年而否定刘秉忠的存在，从而去否定刘秉忠所撰《平砂玉尺经》初稿是不是有些不尊重历史，自以为是了。在那个乱事的年代，战争中智士是有可能向宋向元而幕之的。我们从三国演义有各种人智士人物及本为元朝官元的刘伯温后又投朱元璋为幕府军师中都可以证实的。难道以蒋大鸿的思维来讲，刘伯温所出的书那都是伪书吗，刘伯温也是元朝时生，为元朝之官，后不得志方投当时还没有建国的朱元璋当幕府军师而助其成就大业，那么刘伯温难道是元朝与明朝相隔数百年而没有此人吗。所以蒋公之言在历史的车轮中还是有失言之处而未能自圆其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