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在其初登大宝，诏令起用袁崇焕之时，便令内廷太监与锦衣卫暗随诏使追寻袁崇焕去向，召其回京任职，并暗访其家山风水。寻至白马，只见此地山川奇胜，风光迥异，必是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之所，回朝禀报，更令崇祯帝心神惊疑不定。但边事垂危，朝廷正在急需用人之际，心中虽有不解之惑，还是擢升了袁崇焕，疑人重用。崇祯起初对袁崇焕尚是非常信任的，“擅杀毛文龙”后也不加指责，直至率师勤王还授以重权，却在强敌一退去就将袁崇焕系下大狱，虽有“反间计”一说，崇祯也只是怀疑，一时难辨真伪。所以逮捕袁崇焕下狱后，又派出国师到白马莲塘来勘踏，得知其宅乃“飞凤饮水”之格，其祖父袁西堂又葬在凤凰岭“飞凤含珠”之穴，《葬经》有云：“凡鸡地者必出王。”锦鸡者，凤凰也。其祖母又葬在贵能出天子的濛江“帅地（象棋地）”（今濛江镇袁屋坪塘冲，大泥墓尚存），家山屋宅，处处皆风水大地，处处有帝王之气。 L ~lxXTG\
>\KNM@'KI
崇祯帝本来就笃信风水之学，听后惊恐万状，惟恐江山被夺，又加上首辅温体仁等阉党佞臣罗织袁崇焕“早有谋反之志”，说其诗“横戈原不为封侯”，“封侯”都不要，不是明摆着想当皇帝吗？他的名字“崇焕”，不就是要把“崇祯”换掉？如此这般，袁崇焕阴谋与阳谋都“证据确凿”，他不仅“通敌叛国”而且要颠覆大明江山社稷取而代之，这是“滔天大罪，祸心深不可测”，崇祯帝自然咬牙切齿，恨声不绝，即使将袁崇焕千刀万剐也难解其心头之恨。真可谓迷信误国，自毁长城，到头来断送了明朝江山，崇祯帝也落了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u{ ['<r ;I
-? V-*jI
奸臣阉党落井投石 5C o
H[,i{dD
朝中权臣、阉党罗织罪名，为被袁崇焕斩杀的毛文龙报仇，崇祯帝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忌恨袁崇焕“擅杀边帅”，藐视皇权，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所以才自毁长城，磔杀袁崇焕。此一说言之凿凿，颇为此后代史家认可。 +BETF;0D
Lr$g o6s
但事实上，奸臣阉党必欲制袁崇焕于死地，为毛文龙报仇或许有之，但袁崇焕“擅杀边帅”之罪却是不能成立。不过，他的死与党争、党锢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无疑的。 ~A'!2
pNepC<rY
在辽战中，明朝比较有作为的军事统帅先后有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熊廷弼是湖北江夏人，初为楚党。他曾三入辽东，在辽战中两起两落，因主张“以守为战”，被浙党排斥，最后转而与东林党人结合。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遭阉党杀害。孙承宗是江苏高阳人，东林党的骨干，广宁战役后，自请督师，在辽四年，辛苦经营，收复失地七百里，初步稳住了辽东形势。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虽非东林党，但其被擢用、建功、遇害又无不与东林党相联系，是一个深受东林党影响的抗击后金的边关大将，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6年）中进士后授邵武知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的消息震动朝野，也激励着刚刚踏入仕途的袁崇焕。 bDL,S?@
Enum/O5
天启初年，东林党一度参政。面对民族矛盾激化，他们能以国事为重，重视人才，加上袁崇焕的座师是内阁大学士韩炉（东林党人），所以，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很快被东林党发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二月，御史侯恂（东林党人）请破格用人，袁崇焕即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同月，超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在辽东，袁崇焕勇于任事，多次深入敌前，“将士莫不壮其胆”。不过袁崇焕真正发挥其军事才干，还是在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 pwL ;A3$|
<$J>9k
广宁失陷后，朝廷内部更加惊慌失措，“大小臣工惟思避难，甚至托故移家”。这种惊慌失措反映在军事上则是由萨尔浒战役以来，力主“大张挞伐”，反对“以守为主”变为放弃辽东，退缩山海关。于是辽左前线发生了“守关外”和“弃关外”两种战略主张的争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因此，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实际上是放弃关外。这种主张，得到视事尚书张鹤鸣（阉党）的支持。张称赞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袁崇焕等中下级官员则反对放弃关外，提出修建宁远城，“守关外，以捍关内”。 E8$ 20Ue
{.C!i{|
袁崇焕人微言轻，只得求助于内阁首辅叶向高（东林党人）。经左光斗（东林党人）提议，大学士孙承宗以阁臣掌兵部事，巡视辽东。孙承宗到辽东后，便衣策马，历宁远、觉华，相度形势，决计支持袁崇焕的建议，痛斥王在晋的弃辽主张。他说：“今不为恢复计，划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尽管孙承宗苦口婆心，但王在晋始终固执己见。 JTSlWq4
5:Z0Pt
如何对待十三山人民抗击后金的斗争，是袁崇焕与王在晋的第二个分歧。后金攻破广宁后，又强令锦州、义州等处人民东迁。由于迁徙中强令雉发，奸杀横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义州人民一半逃回，一半占据十三山抗击。在义州，合城人民誓死抵抗，最后后金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在十三山，十万人民在杨三、毕麻子的率领下，多次打败后金兵的进攻，后金久攻不下，筑长围以困之。杨三、毕麻子先后派人突围，向明军求援。袁崇焕主张“声援十三山，决不能委十万人于度外”，并自请“将兵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之势”。孙承宗支持袁崇焕的建议，但王在晋“阳具疏为请救，而极陈其不可救之状”。牵延时日，拒不救援。被围的十三山人民，有六千人乘雨夜逃出，王在晋传檄通判吴士科舟泊笔架山迎之，既不准其人关，又不使之屯牧关外，“载而置之岛，饥疲多死”。天启二年（公元 1622年）九月六日，后金军屠山，只有两人逃入关内。一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辽东民众抗击后金的斗争，就这样被王在晋扼杀了。 ;z}i-cNae
B +\3-q
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宁远战役”前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全面窃权。他们在天启五年、六年两次大兴诏狱，残酷镇压东林党人，东林骨干岌岌殆尽。此时，朝中君昏政暗，魏忠贤阉党权势熏天，专制朝政，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24四条罪状，结果反遭其陷，导致了首辅叶台山，次辅韩鑛相继遭罢黜，吏部尚书赵星南等朝臣获狱被逐，一时朝政废弛，殃及边关。 9g'Lk P
?XrQ53
当时，上至亲王、公侯，下至地方官吏，无不蝇营蚊附，颂阉媚阉，各地修魏忠贤生祠就有40所。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三月，魏忠贤遣司礼监太监刘应坤等分镇山海关等处，“不时以密封走报”，实际是对袁崇焕加强监视。在东林党失势，失去朝中权臣有力支撑情况下，袁崇焕为蓟辽总督阎鸣泰（阉党）所迫，联名上疏，请求在宁远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这显然是违心的、无奈的，但却被部分不明真相的东林党人视为叛徒所不耻，连与他一起并战边关的上司孙承宗（东林党人）在他被捕入狱时，也没有竭力替他辩罪申诉。朝中阉党余孽，首辅温体仁（毛文龙同乡）、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梁廷栋及高捷、薜国观、陈演等又极力推波助澜，不惜以十万本钱印刷邸报，宣传袁崇焕“通敌叛国罪行”，必欲置袁崇焕于死地，袁崇焕朝中无人替其申冤辩白，自然难逃厄运。 a{^m-fSaR"
mF*2#]%dx
至于袁崇焕“擅杀边帅”之罪，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整顿军事的重大决策，也是强化边防布局的必然结果。《东江始末》记载此事时说：“华亭公（钱龙锡）造袁寓，屏去左右，低徊再四。”袁崇焕奏疏中也说：“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臣寓私商，臣日入其军，斩其帅。”可见这个决策事前曾与东林党人，特别是钱龙锡秘密商议。毛文龙，仁和人，天启元年辽、沈失陷后，以都司逃朝鲜，后从海道收复镇江。不久，明朝升毛文龙任总兵、都督等职，开府皮岛（朝鲜称之椴岛），号东江镇。毛文龙最初在皮岛建立据点，招徕流亡，联络登州，对牵制后金有一定作用。但是，他很快投靠阉党，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辽东巡抚王化贞、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欲借毛文龙收复镇江事，改变熊廷弼“以守为主”的方略。熊廷弼从全局出发，曾指出：“三方兵力未集，而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王化贞不听忠告，轻发偾事，终致广宁失落。 0D\#Pq
v
Pg,b-W?n*
此后，毛文龙专横自恣，军马钱粮不受核，杀降民、难民冒功，侵夺军饷，劫掠商船，骚扰朝鲜，不受节制；更重要的是毛文龙与后金早有私通，“阳修阴诱”。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毛文龙在致皇太极的信中说：“大事若成，连各岛都是你的……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 ”“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毛文龙叛明降金的罪行昭著，剩下的是待价卖身了。崇祯二年六月一日，袁崇焕与毛文龙在双岛会议，袁提出三方布置，毛认为“宁远兵马俱无用”；袁要更定营伍，毛更是不从。因此，杀毛文龙就势在必行。袁崇焕事后给崇祯的奏疏说：“请旨而出海以行诛……机一泄而贻患无穷……惟有出其不意，收而戮之。”袁崇焕快刀斩乱麻的果敢行动，深为孙承宗所欣赏。他后来在《闻袁自如被逮》诗中称此举“东江千古英雄手”。《明史》中《袁崇焕本传》也说：“崇焕在辽，与（赵）率教、（祖）大寿、（何）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这一切说明袁崇焕整顿东江是必要的，有成效的。而且，袁崇焕握有崇祯帝御赐的“尚方宝剑 ”，可以便宜行事，即斩杀了毛文龙，袁崇焕也罪不当磔。但毛文龙依仗阉党，朝中权臣又多得其贿赂，袁崇焕断了他们的财路，虽然自己清廉自重，但却不明白贪污受贿是犯罪，阻碍别人升官发财也是“犯罪”，遭至权臣阉党的忌恨。 o Hd FMD@
\^L`7cBL
至于“通敌叛国”、“引寇入关”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袁崇焕对后金绕过宁（远）、锦（州），另觅道路，威胁北京的可能性早有警觉。 e!N:,`R
5
JTO~9>$ B
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春袁崇焕就指出，“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臣身在辽，辽无足虑，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今日急著”。但是，袁崇焕一疏再疏，终未引起崇祯帝的重视。九月八日，“又报奴已渡河”，袁崇焕“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归”。袁崇焕的援军刚刚被遣还，后金的攻势开始了。十月，后金兵分三路，一入大安口，一入龙井关，一入洪山口。十一月，兵抵遵化。面对京师危机，袁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先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部入援，赵在遵化城下中矢阵亡，遵化失陷。接着后金兵越过蓟州，西徇三河、顺义，直逼通州。袁崇焕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蓟州等处，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袁崇焕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军完全没有料到，惊吓溃败，以为退路已断绝，于是西犯京师，实际上是为了自保而被逼施展的“围魏救赵”。袁崇焕不顾士马疲劳，间道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袁崇焕躬环甲胄，自辰时至申时10个小时，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终于打退了后金兵。皇太极下令退出北京城，保卫北京之战胜利。 $q6BP'7
7K,-01- :
十二月初一，正当袁崇焕准备乘胜进军之际，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并以“招兵胁和，将为城下之盟”的罪状，将其下锦衣卫狱。这件事与皇太极设下“反间计”的圈套有关。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二记载：“先是，获明太监二人监守之。至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遵上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仰卧窃听。庚戌，纵之归。后闻明王用杨监言，执崇焕入城磔之。”实际上，在此之前阉党就已制造袁崇焕通敌的舆论。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尹通敌。’原抱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为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鞫明白……不谓就日辰刻文端七人走矣。” _x%7@ .TB
8!O5quEc
这显然是阉党一大阴谋。姚宗文原为浙党，天启时依附阉党，曾诽谤辽东经略熊廷弼，使之去职，致使辽、沈失守，现在他又重操故伎，陷害袁崇焕。中国历史上施用反间计及诬陷忠良通敌者不乏先例，但中不中计，确可判断国君的贤愚。崇祯中计，说明这个刚愎自用的君主用人多疑，正如《明史述评》所说，“无知人之识”。查查袁崇焕投身辽战几年的光荣历史，看看眼下千里赴难出生入死的表现，戳穿“反间计”是不难做到的，但此时只信内廷（太监）不信外臣的崇祯，对阉党“借刀杀人”的大阴谋毫无觉察，甚至成了阴谋家的杀人工具。崇祯虽然自己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实际上他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除袁崇焕外还杀死和逼死督师与总督10人、巡抚11人，自毁长城，令忠臣心冷。嗜杀成性的崇祯帝，处袁崇焕以磔刑也就不足为怪了。就连深受崇祯帝倚重的祖大寿，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镇守大凌河，也由于粮尽援绝投降了清朝。（来源：《文史春秋》） 8@i7pBl@
HHDl8lo
附录：袁崇焕斩毛文龙始末 vQosPS_2L
\?[ v{WP)
崇祯二年己已五月二十二日，辽东督师袁崇焕牌仰旗鼓司查东江官兵在清江者给赏。随登岸，轻骑。标下各官当有龙武右营都司金鼎卿带船二十八只接应，俱列坐觞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