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水术的发展看风水理气
作者 黄大陆
风水学有两大内容，一曰峦头（又叫形势），二曰理气。峦头即龙、穴、砂、水；理气即方位、五行、天星、神煞与元运等。在古今各种风水流派中，论峦头则大体一致，讲究的都是龙真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即使是一些有违常规的奇形怪穴，也都有法可依，各家所讲的法则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可是，只要一说到理气，便你一套我一套，各唱各调了，乃至于一师所传之徒也方法各异，且都宣称自己是杨公一脉秘传，其余都是伪术。吵吵嚷嚷，闹了上千年也没消停过。致使莘莘学子在茫茫无从之际，给出了“峦头无假，理气无真”的结论。
至今，大多数风水师都还是将理气看得顶顶重要，说“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任你好山好水，龙真穴的，只要理气有半点差池，就全都没用了。
理气真有这么重要吗？如果理气真的很重要，那各家的方法又相互抵忤，一理气就得你掐我我掐你，不把对方掐死气就不停手，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我们有必要理清一下自己的思路，从风水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探讨风水理气的问题了。
我国风水学源远流长，在很早的殷周时期就开始孕育了。《尚书·盘庚》里就记载了盘庚迁殷一事：“盘庚既迁，奠厥悠居……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用永地于新邑，肆子冲人，非废厥谋，吊主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意即盘庚迁都于殷地，奠定了住所，依山而居，用以避凶迎吉。新地址是很好的地方，谁都不得违背，居住在那里可以使殷商发达起来。结果呢，盘庚在迁殷之后，“殷道复兴”，使商朝又兴旺了几百年。
在《诗经·大雅·公刘》里也记载了公刘自邰迁幽的事迹，说公刘“陟则在献，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博原……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溯其过涧”，瞧，他既看山，又看平原，还看山之向背，水之来去，且测量方向，这已经有点风水师的模样了。其迁居的后果是：“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颂其德。”
当然，这个时期的风水术尚处于萌动状态，尚没有龙穴砂水向等基本概念，更谈不上什么理气了。人们想要知道宅地的吉凶，一般都得依靠占卜来论断。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因修造而占卜的记载，如：“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兹唐。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帝若。贞：王作邑，帝若，八月。”这是殷王要修建城邑而卜问吉凶的记录。文中“争”、“丙”是两位占卜者的名字，“贞”是问的意思，“若”表示允许。后来周公在洛阳营建都城，相宅于伊洛瀍涧四水之间，成了后世风水应用的典范，但其看风水吉凶的方法还是占卜，故曰“是以周公卜河洛”。
迨至秦汉，人们开始有了地脉观念，并出现了以风水为职业的人物和风水书籍。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就是因为他修长城“绝地脉”所导致的。司马迁在其《史记·蒙恬列传》中说他是好大喜功所致，“何乃罪地脉哉！”这里所说的“地脉”后来发展成了风水学中的“龙脉”。《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卜家，问某人可娶否，五行家言可，堪舆家言不可。这“堪舆家”即后来的风水师，虽然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师，但也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在《汉书·艺文志》里，已然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地典》等几本有关风水的书目。在《后汉书·艺文志》里甚至还出现了将阳宅配五行、五音、五方论吉凶的具体方法。其云：“宅有八术，以六甲名教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故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南方火也。徵，北方水也。水胜火，火灭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修造房子，不仅开始注重门向，而且还注重宅主姓音五行与宅向五行的生克，这无疑是后世阳宅风水理气的发端，也可以说是“八宅派”的滥觞。
阴宅风水术呢，汉代虽然出现了张平子、青乌子等几位“善葬”者，但均无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法。考张平子《冢赋》，言上下岗垅之状，峦头尚不成法，何谈理气。青乌子之书已然遗失，据唐朝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引用《青乌子》云：“青乌子称山望之如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山有重叠，望之如鼓如楼，葬之连州二千石。”可见，这青乌子的峦头功夫已涉高深，倘若汉朝确有其人，且此段文字又确系此人手笔，那么，他就是真正的风水鼻祖了。可惜，青乌子其人“史失其名”，考证无据，故风水鼻祖的尊号便落到了晋代郭璞的头上。
魏晋时期，风水之风在士大夫之间渐渐兴起，仅《晋书》一书就记载了魏舒、陶侃、羊祜等几人因风水而致贵的故事。在此风吹拂之下，我国风水术迅速成长，并最终产生了两位开山立祖的风水大师：管辂与郭璞。《魏志·管辂传》记载管辂相母丘俭墓，说其“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垂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在这里他已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象”纳入到了风水地形之中，成了后人看风水不可不论的“四势”。遗憾的是，管辂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传世，所谓《管氏地理指蒙》显系后人伪作，其中几句“李淳风曰”的话就大穿其帮了，不打自招地供出了它是唐代以后的作品。
郭璞，博学高才，词赋为东晋之冠，曾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晋书》说他“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他所著述的《葬书》（清学者姚际恒《古今伪书》论证其为后人伪作），对龙、穴、砂、水、生气、土质、五行、方位等风水的主要内容，均有论及，是当时最为系统而完整的风水理论。因之，《葬书》便成了我国风水术正式诞生的标志，也成了我国第一部最权威的风水法典，故后世言风水者皆以郭璞为鼻祖，并将《葬书》名之为《葬经》。该书以论峦头形势为主，也涉及到了一点方位和五行，但作者明确指出：“占山之法，以势为难，而形次之，方又次之。”把峦头的形与势看得比方位更重要。实际上，我们从有关郭璞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在他那里还没有什么理气方法，因为他论断风水吉凶的主要方法还是看峦头和以易卦占卜。如《浙江通志》记载，郭璞参与选温州城址时，开始打算选城址于江北一带，但是取土称过之后，发现土轻了，遂过江，登上西北方的一座山峰（该山由此命名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于是确定该处为城址。并说：“若城绕山处，当聚富贵，但不免兵戈水大，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 又如郭璞《迁城记》里描述福州市云：“左旗右鼓，全闽二绝，旗山在洪塘山之西，山巅欹侧，其形如旗，鼓山屹立海滨……”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均找不到任何理气内容。《晋书·郭璞列传》里则明确记载，司马睿曾先后两次请郭璞到建邺卜地，郭璞都是用易卦占卜断其吉凶的。
降及随唐五代，风水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如萧吉、舒绰、张白、吕才、李淳风、袁天罡、卜应天、丘延翰、张燕公、浮屠泓、一行禅师、司马头陀、杨筠松、陈亚和、万伯超、何令通等一大批风水巨匠，其中以杨筠松对后世影响最大，在其长长的传承人名单上，写着曾求己、曾文辿、刘白头、胡矮仙、赖文俊、黄妙应、范越凤、廖金精、谢世南、吴景鸾、洪士良、陈抟、刘谦、刘伯温、傅伯通、厉伯韶等许多名满江湖的风水巨擘，故举世地师多半以杨筠松为宗，称其为“杨公”、“杨仙”，拿他当风水祖师爷祭拜。
然而，看唐代以前各家风水书，均只论峦头，不讲理气（除论阳宅外），极少数言及方位的也仅限于简单的东南西北四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理气必须要借助一种测向工具，那就是指南针，倘若罗盘上没有一根十分纤细而灵巧的指南针，那么罗盘上的一切注记便都没有意义，理气也无从实现。
考指南针发展史，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司南”的指南工具，据王振铎先生考证复原的东汉司南，它是由天然磁铁制成的汤勺状大小的指南勺，其底盘已刻有四维(乾坤巽艮)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及二十八宿的内容，与当时流行的式盘地盘相类。所谓“式盘”也称“汉栻”，是六壬占卜盘。从现已出土的若干个六壬盘看，它是由上下两盘叠合而成，下盘称为地盘；上盘称为天盘，天盘可依中轴旋转。这种式盘中无指南磁针，只是以时间和方位的关系以及天地盘的关系占卜吉凶。这就是说，汉栻并不是看风水的罗盘，而是一种占卜工具，虽然它也有占卜屋宇和殡葬的作用。至于司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指南针，而是指南勺。由于其勺底不能固定，容易移位，转动时和底盘产生的摩擦阻力也不小，其勺柄又较粗，根本无法精确指向，故而不被人们广泛采用。以至于到了晋代，人们观测方位的主要工具一直都还是周朝的“土圭”。郭璞在其《葬书》里说“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不言司南与汉栻。土圭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在水平的地面上立一木杆，通过悬绳使木杆垂直于地面，然后观察太阳照射时所投下的影子，以之测时间，定方位。可想而知，用这种十分简陋万分麻烦的方法，能测准东南西北就已经很理想了，塌了天也整不出什么六十四卦七十二龙二百四十分金的。也就是说，唐代以前还没有风水理气的必备工具——指南针，所以唐代以前的风水师（包括风水祖师郭璞）只讲峦头，不讲理气。
一直到了北宋，我们才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一点有关指南针和罗盘的记载。北宋初年，在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和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里，分别介绍了指南鱼和指南针。同时，沈括还介绍了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定法、缕悬法这四种指南针装置方法，并指出：水浮法“水浮多荡摇”，碗沿或指甲旋定法“坚滑易坠”，故以“缕悬为最善”。当时，较为流行的方法是将磁针横贯灯心草使之浮在水面的水浮法，即所谓“水罗盘”，而“旱罗盘”（磁针有固定支点）的发现则已经迟至南宋以后了。
那么，唐代末期的国师杨筠松，在随他飘泊江湖的行囊中也有罗盘这种东西吗？考诸有关资料，他大约生活在公元834~903年之间，距北宋元年即公元960年还差近60年，按说他是无缘见到罗经的。可是，他的《撼龙经》里明明有“此是神仙绝妙法，不比寻常格地罗”之语，显见，指南针的发明时间得提前一点点到唐末时期了。当然，杨公所见到的“寻常格地罗”肯定还不是那种磁针有固定支点的旱罗盘（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见到的只能是那种人一动或风一吹就晃荡小半天的水罗盘。水罗盘虽然比土圭和司南先进了不少，但稍有一丝风吹便不能勘测方向的水罗盘，仍然是无法进行精确定向的。因此，杨公看风水极可能不用罗盘，更不会整出一套能精确到“分金”的理气内容。我们从他的《撼龙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神仙绝妙法”是如何看峦头的妙法，并非是用罗经如何理气的方法。
说杨公只讲峦头，不讲理气，理由有三：
1：“晋世景纯”看风水尚在用“土圭测其方位”，用占卜断其吉凶，根本无条件创造风水理气方法。因此，即使《葬书》为郭璞所写，他也不可能传下诸如《青囊奥语》、《天玉经》里那套复杂的理气方法。从而，《青囊奥语》说“晋世景纯传此术”的话，就是不可采信的。更何况它里面还有“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之语，这明明是元朝炼丹家陈致虚的原话，又怎么会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唐代杨公的书中呢？可见这几本理气书都是后人伪托杨公之名而作，并非杨公作品。
杨公有没有条件自己创造一套理气方法呢？没有。因为他也没有精确的定向工具。我们之所以从杨公的《撼龙经》、《疑龙经》中找不到诸如“穿山七十二龙”、“三百六十五度分金”、“六十四卦”等一类的理气内容，以及“唯有挨星最为贵，泄露天机秘”这种谜语式的理气话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公不讲理气。有人会问：那杨公看风水怎么定向呢？答案是：用目测加拐杖！他传下的《葬法十二杖》就是有力的证据，里面没有一星半点的理气内容，且跟《青囊奥语》、《天玉经》所讲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高徒刘江东的《天宝经葬法》（即《刘公葬法》）里看出来：“倒杖之法要看脉从何来，气从何合。大凡正出正结，总有大小八字分三路，谓之三龙，要看中间一股脉落脉上，细认滴断处……要取第三分球檐滴断处，正立一标准，下取和一合水坐处，正立一标准，却将一线立于两准头上，便是浅深定向之法。外将一杖从两边腮水度量深浅，相去五尺则穴深五尺，若是七尺则穴深七尺，若得一丈亦然如是。穴若仰者，将一杖从小名堂正立一标准，以一线系球檐标准之上，却将前标准线与上面球檐上线一同牵过为定……倒杖放棺，正枕球檐，不关不脱，若是偏归左边，定是左边黑烂，若是偏归右边，定是右边白壮，若是得名师指示前亲后倚之诀，为人十葬，万无一失。”此文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杨公（文中多处引用“师云如何如何”）亲传的倒杖葬法，估计不下五千言，但就是没有只言片语提及罗经二字以及什么火龙金龙或三般卦之类，其整个葬法所依赖的工具只有目测加拐杖。刘公还说靠这种方法即能“为人十葬，万无一失”。试想，既然用目测加拐杖就能做到“为人十葬，万无一失”，那杨公还需要诸如《天玉经》那样复杂的理气方法吗？如果杨公有那么一套理气方法，我们为什么在刘公葬法中找不到一丝半点《青囊奥语》和《天玉经》的内容呢？至少也会有“若要万无一失，另有挨星秘诀，须待师传亲授”这种钓鱼广告吧？
无独有偶，杨公另一名高徒胡矮仙在其《至宝经》里也仔仔细细地阐述了师传的倒杖葬法，与刘江东所说非常契合，也没有任何理气内容。他在“明倒杖立向”一章里云：“脉来尽处已成穴，倒杖明堂前后别。后头标准在中央，前面看水何处合。若处便是立标竿，挂定线兮为正脉。断然不用使罗经，天地生成一定法。”他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断然不用使罗经，天地生成一定法”，说穴由天成，根本用不着拿罗盘定向。
此外，在曾文辿、刘江东传出的《地理真实一粒粟》、《杨曾三十六问答诗》等作品中我们也同样找不到任何理气内容，更没有《天玉经》的蛛丝马迹。相反，《杨曾三十六问答诗》的最后一段还是以这样几句结尾的：“问师卦例是如何，穿凿功夫巧作为，若是真龙并真穴，自然造化合天机。”瞧，杨公指着天星卦例的鼻子骂它是投机取巧的穿凿功夫，说有天然真龙则自有天然真穴，也自合天机，完全无需用卦例往上面硬套。曾文辿在其《寻龙经》里也明确说道：“寻龙远视识真龙，何问方隅卦例通！”把方位和卦例一概拒之门外。这也正是《雪心赋》说的：“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啊！
江西省于都县芒筒坝杨公村，有一座千年犹存的管氏宗祠，它是杨公的风水杰作之一。杨公当时是拿什么东西给这个管氏宗祠定向的呢？板凳！祠内有诗为证：“板凳定向显灵通，人丁兴旺在族中。管氏宗祠今犹在，芒筒坝人称杨公。”想想看，像立宗祠这样关乎人家一族兴衰的大事，杨公都不用罗盘而是随便拿个板凳就搞定了，是他老人家不敬业，不认真吗？不是，是他只讲峦头，不讲理气。
2：大家知道，无论是三合派还是三元玄空派，均视《天玉经》为罗经解注之祖，是理气的实施细则，离开了《天玉经》，他们就都没戏文唱了。然而，正是这来历不明的《天玉经》，谁也无法证明它是杨公的作品。李本芳先生说其“祖传本”中有杨公高徒曾文辿撰写的《天玉经序》，并以此作为杨公著《天玉经》的有力证据。可是，看了165个字的所谓《天玉经序》，却不见《天玉经》的原文，而且序文的全部内容也还是“江东一卦从来吉，八神四个一”等章句，与《天玉经》的原文几乎完全一样，试问天下有这种和原文一样的序文吗？实际上它不是“序”，因为它没有一点序文的格式和内容，它只是一部不完整的《天玉经》。它无法证明此序就是曾文辿所写，此经就是杨公所传。
考杨公事迹，在宋代以前的史书中均无记载，直到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始载其名氏，并有《龙髓经》、《疑龙经》、《辨龙经》各一卷，且不著名。至于《青囊奥语》、《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书，查看《宋史·艺文志》及晁公武、陈振孙等诸家书目，皆不见著录。在杨公的几位主要传人如曾文辿、刘江东、胡矮仙等人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天玉经》的相关字样及其内容。《四库总目提要》里说，《天玉经》是宋朝的吴见（克）诚遇真人，始授此经，其子景鸾乃发明其义云云。但同时又指出其《吴公教子书》（即《天玉经外传》）“大半剿袭《青囊》、《催官》词句，而阴据《玉尺经》，三合为本”，从而断定此书为明人赝作无疑。明代风水大师徐善继、徐善述兄弟俩，虽然看地三十年，参师几十位，但却在其风水名著《地理人子须知》中说《天玉经》“俱未详所著”，且写专文批判《天玉经》的卦例之谬。他俩也不把《青囊奥语》、《青囊序》视为杨公著作。
再从《天玉经》的内容上看，它与《撼龙经》、《疑龙经》的内容完全不相契合。因为杨公的《撼龙经》与《疑龙经》洋洋万余言，所讲的无一不是峦体形势，其所谓贪狼、巨门、禄存、文曲等九星，以及三奇、六秀、北辰、空亡等名，说的全是峦体，与星卦理气毫无瓜葛。这两经不仅与《天玉经》、《青囊奥语》、《都天宝照经》的叙述风格迥然各异，更重要的是《天玉经》等书所讲的贪狼、巨门等九星，均指星卦的方位和天星，和杨公《撼龙经》的九星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且，杨公在《撼龙经》里明言：“坎山来龙作午丁，却把地罗差使转。此是阴阳论五行，不似龙家官鬼辨。龙家不要论五行，且从龙上看分踭。”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有些地师拿着罗盘在坟墓前后转来转去，将坎山来龙作午丁向，以后龙的坎水克前面向上的午丁火，这是阴阳家的五行生克方法，不是我们风水家（龙家）的作法，我们风水家讲前官后鬼，说的是峦体，而不是五行。他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说：“龙家不要论五行”。这一句话，就把一切附着在他身上的理气方法全都抖落在尘埃里了。《天玉经》有十一处论五行，《青囊奥语》有两处论五行，《青囊序》有四处论五行，一目了然，它们都不是杨公的作品。所以，明代地学大师缪希雍在其《葬经翼》中只承认《撼龙经》、《疑龙经》和《怀王经》为杨公所著，“此外多伪书，应用错杂，醇漓相混，不可为后学程式矣。”而清朝户部尚书、风水名家高其倬则在其《撼龙经·疑龙经评注》里说：“世传杨公诸书，皆后人伪托，惟《撼龙》、《疑龙》二经是真书。”
3：明代初期王祎著《青岩丛录》云：“择地以葬，其木本于晋郭璞……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中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 清·赵翼《陔余丛考》载：“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始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所配。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可见，自明清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杨公之说“主于形势”，为“形法派”（即峦头派）之祖，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实，而不是想当然的猜测。
固然，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杨公也不是我国风水术的终结者。郭璞只讲形势，杨公多言星体，均未论及龙穴砂水诸格，更不讲理气。直至宋末元初，风水术渐趋大成。宋国师张子微著《玉髓经》详论龙格，廖金精著《泄天机》细论龙穴砂水诸格，至此，风水的峦头部分始告完成。而王伋的《心经》，吴景鸾的《理气心印》，厉伯韶的《地里钩元》，赖文俊的《催官篇》，刘秉忠的《玉尺经》、以及目讲僧的《玉镜经》等，则完成了风水的理气部分。自此，我国风水术便开始有了峦头派与理气派之分。而且，在杨曾的传人中，如吴景鸾、厉伯韶、赖文俊等辈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吸纳和创造新的理气内容，给杨曾风水术添头加脚，从而使杨曾风水术变得不再是“纯峦派”了。
风水理气开始仅以固定的方位论吉凶，即《葬书》所谓“方又次之”的“方”。从西汉《风俗通》的“宅不西益”，到北宋《闻见后录》里的“太岁在东不可犯”；从赖文俊《理气葬法》中的“阴阳二局二十四山吉凶秘诀”，到张子微《玉髓经》的“凹风克应论”；从《玉尺经》“寅亥午戌水归垣会，而火灾立至，申坤壬子辰会局逢亥水，而飘荡无遗”，到《人子须知》里的“寅午巳卯申酉亥子，此正禄之地，缺陷谓之禄无正位，不贵”，一直到《金锁玉关》的“坎水出穷郎，先绝是二房……乙水曲曲钩，叔嫂暗相偷”等，都是在以固定的方位论吉凶。方位之说以明代罗珏的《地理总括》为最，此书执定二十四山而言某方吉某方凶，毫无变通。不言而喻，这种呆笨法子是不灵光的，因为这世上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
但是，要讲地理，空间方位无论如何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郭祖师爷虽然将其视为次之又次的因素，但大小也是个因素啊，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宋国师吴景鸾在其《理气心印》一书中论述了理气的必要性，他说：“夫气行于地而运于天也，在地者论形，在天者论气，形静而有常位，气动而无常形，形可见而气不可见，必以罗经察之，推其位以察其气，乘其气以裁其穴，对天星用八卦，推山运于退度，察水步于去流，深探祸福之机于毫厘之间……”有了这种理气的动机，加之有了理气必备的工具——旱罗盘，各种理气方法便应运而生了。
最早的风水理气书，是题名为晋代郭璞或唐高宗时代丘延翰的《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经》与南唐何令通的《灵城精义》。但此二书都禁不起考证，《海角经》有“以正针天盘格龙，以缝针地盘立占”之语，显非宋代以前作品；《灵城精义》则有“三元九运”之说，而此说首出于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足证《灵城精义》非唐代作品。
除了《海角经》、《灵城精义》等伪书，最早大讲风水理气的书籍应该首推北宋王伋（生于宋太宗淳化元年）的《心经》。王伋“明管郭地理之学”，又复活并拓展了汉代的八宅风水术，以八卦、干支、天星、五行为四大纲，着重以东西四宅、九星八卦、洛书飞星及五行生克论吉凶。故后世视王伋为“闽派地学之宗”，“理气派”之祖。
随着理气派的兴起，许多杨曾峦头派传人也开始讲究理气。北宋吴景鸾以深厚的家学垫底，率先著《理气心印》一书，开宗明义地论述了理气的必要性（这是有别与杨曾峦头学的重要标志），并将陈抟易学中的阴阳五行八卦九星二十八宿纳甲等内容悉数引入地理之中，还把罗盘分为二十四龙三百六十五度。他在该书中说：“罗经二十四位以十二位为阳、十二位为阴，各有吉凶……今以二十四路论之，寅为甲卯乙辰巽之始，申为庚酉辛戌乾之始，巳为丙午丁未坤之始，亥为壬子癸丑艮之始。”他不仅讲五行生克，而且主张“以正五行论气，八卦五行论局，洪范五行论山”。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四局三合之义，盖取诸四正长生之地为始，旺于中而终于墓也。”这为后来的“三合派”地理埋下了一块奠基石。
倘若吴景鸾的《理气心印》等书有假，属于后人伪作，那么，最早将杨曾峦头学附会上一套理气方法的人恐怕就是北宋中期的风水名家厉伯韶了。他著《地理钩元》一书，在吴景鸾和黄妙应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将命理学上的五行旺衰十二宫和六十甲子纳音及五行合冲生克原理等，都相继纳入到了地理学中，整理出了一套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相地法则，即三合派地理（他仍然打着杨公的旗帜，有名牌效应嘛）。该派以七十二龙为中心，以父母三般卦（即坎离震兑四大局）为重点，主张龙、水、向三合，即龙合水，水合向。并强调龙和水必须来自生旺之方，而水还务必流归墓库之地。同时，厉伯韶还将罗盘上的二十四山进一步细化为七十二龙（每山占5度），二百四十分金（每线位占1.5度）。
此外，则有名满天下的“地仙”赖文俊（俗称赖布衣），他以数十年的相地经验，写下了理气名著《催官篇》和《罗经大成》。他也将河图洛书阴阳八卦等内容纳入理气，创造或传承了铎长老《入地眼》的辅星翻卦法（即净阴净阳法），并在罗盘上增设人盘用以消砂（世称赖盘），而以天盘纳水，地盘格龙、立向。使罗盘具备了天地人三才，且将罗盘上的方位由二十四山（每山占15度）细化为六十龙（每山占6度），一百二十分金（每线位占3度）。
由于理气给没有生命的龙穴砂水都赋予了阴阳五行旺衰与生克合冲的“灵性”，并使选穴安坟不再像之前那样被动，有了一些人为的主动性。尤其是三合派地理，它理法完备，操作规范，极容易学习。故而，江南地师纷纷以三合为宗，“专以三元水口随地可以定向，于是谈地学者舍形法而言理气”（《四库总目提要》语）。
随着“舍形法而言理气”的风潮兴起，一般地师便不再像杨曾二人那样整日跋山涉水，问祖寻宗，把汗水洒在峰峰岭岭上了。他们把寻龙察水的目光转移到了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玄学基础知识的罗盘上，认为峦头是粗浅功夫，挨星理气才是秘不外传的高深学问，说什么“一流地师观星斗，二流地师看水口，三流地师满山走”，似乎只要光玩罗盘就能玩成一流地师。遇到风水中的实际问题，他们也只是拿着罗盘和书本空议论。你说以坐山消纳，我则以向山消纳；你说以七十二龙消纳，我则以七十二龙格龙，而他又以二十四山格龙，还有人要以六十龙格龙；你要以地盘立向，我则以天盘立向；你要在罗盘干支上分阴阳，我则要在来龙左旋右旋上分阴阳；你要以水为阳而龙为阴，我则要以龙为阳而随龙水为阴；你要以三合五行和纳音五行论，我则要以洪范五行论，而他又要以正五行论，还有人要以四经五行或玄空五行论；王舜申玩他的“新法”，彻莹、赵九峰搞他们的“双山三合五行长生法”，叶九升则整他的右水倒左立生向，左水倒右立旺向，辰戌丑未立衰向的“偷天换月法”，等等等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且各家均称得自杨曾秘传，各持己见，争讼不已。
为什么一派人之间要长时间地相互攻讦，且没有任何一家能说服其余各家呢？这说明三合派地理有其自身的严重缺陷，否则各家就讲不出那些“革新”的理由了。不说别的，单就三合派没有元运这一条，恐怕就是个致命弱点。没有元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经确立了来龙之后，砂水方位的吉凶就都是固定不变的了，换句话说，就是龙穴砂水向一旦符合了三合派的方位要求，则不再有吉凶的变化，不管多少年！但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面对这一问题，元末明初浙江宁波的风水名师目讲僧写出《玉镜经》一书，把邵雍的三元九运之说纳入风水理气，配九气流行之法，以洛书九畴顺逆挨飞，而将二十四位分配紫白，以定山水的旺衰。首揭三元地运诀，三元旺气诀，三元龙运诀，继三合派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地理学派：三元派。自此，中国风水学便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元运。有了元运说的介入，同样方位的龙穴砂水便有了吉凶的变化，此运论吉，过了此运就不吉了。
这种元运说虽然解决了一些三合派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但由于缺乏独立的理气体系，故在明朝尚未被广大的风水师所利用，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而三合派地理则与辅星、纳甲等他派合流，泛滥天下。可以说，清朝以前，大多数风水师都归属到了三合派旗下。
及至清初蒋大鸿氏出，自称得无极子传授杨公真法，著《地理辩正》、《平砂玉尺辩伪》等书，力斥三合地理为伪术，以易经卦理融合元运之说，对《青囊奥语》、《玉尺经》、《天玉经》等书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以顺逆四十八局替换了金木水火四大局，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替换了七十二龙二百四十分金，废除了天盘和人盘，单用地盘格龙立向消砂纳水（世称蒋盘），形成了有自己独立理气体系的三元玄空派地理。这种理论在论断风水吉凶上比之三合派显得似乎更符合易理，也更多了一些人为的主动性，蒋大鸿甚至说：“最难识得者是天心，然天心在我掌中，我欲如何，天心便如何，此所谓人力胜天也。”好像只要学会了他的玄空术，就能随意操控风水，想咋样就能咋样。因此，这种学说更能迎合人们急于追求富贵的心理，所以它很快便赢得了广大地师的青睐，大家又纷纷舍三合而从三元，致使三合派迅速衰微，濒临湮灭。这期间，不少杨曾嫡系传人也悄然将三元玄空吸收消化，变为己有，如曾文辿第51代后裔曾子南、赖文俊第18代玄孙赖荣村等即是。
然而，作为玄空创始人的蒋大鸿，其理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需要一个渐渐形成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可是，就在其一些具体的理气方法尚未完全定板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带徒弟了。加之他生性保守，紧捂着所谓“秘诀”不传。因此，他的弟子中没有谁能完全承袭其衣钵。他死后，六个弟子便分裂成了六个支派。民国以来，又再分裂出什么“沈氏玄空”、“孔氏玄空”、“骆氏玄空”、“中州玄空”、“妙派玄空”、“先后天派”、“玄空六法”、“玄空如意”等数十家。且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窝里斗成一团，其中有些派别干脆不认蒋大鸿为祖师，而直接以杨曾为祖师了。譬如谈养吾先生，早年跟随蒋大鸿弟子章仲山之姻亲杨九如学习玄空，还写出了《大玄空路透》、《大玄空实验》、《辨正新解》这三部名著，引无数学子竟折腰，造就了沈瓞民、申听禅、江志伊、尤雪行、荣柏云、王则先等一大批玄空名师。可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之后，成名成家的谈养吾却以非凡的勇气刹车倒向，正式登报申明说他以前所学的章氏玄空全是错的，只有李虔虚道长的“玄空六法”才是正宗的杨曾风水。
可悲可笑的是，无论谈养吾自己说多少个“不”，沈瓞民等一干学子都不肯跟着他认错。沈瓞民只是把大玄空转手“过继”给他的父亲沈竹礽，然后改个户头叫“沈氏玄空”。再然后，就是使劲出书办班，大力推广。由于推广得法，“沈氏玄空”很快名满天下，从者如流，闹得谈养吾郁闷终身。直到现在，玩“沈氏玄空”的风水师也多得像河里的石头。当然，这中间也出了不少和稀泥的地师，如清朝的尹一勺，民国的肖萱等，他们都试图将三合三元飞星等各派融为一体，但并未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至此，理气再也理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小小的罗盘上已然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玄学概念，所列层次已多达三十六层，甚至五十二层！然而，我国风水术却并没有随着罗盘层次的增加而继续向前发展。风水术跟其他事物一样，是按着生、旺、衰、死的规律兜圈子的，而不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剑术旺于战国，诗词盛于唐宋，后世是无法超越的。风水术在明朝即已到“帝旺”时期，自清朝便开始走向衰落，所以，这后来的风水大师只能有所继承而不能有所发展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理气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通过风水发展史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谁精于峦头而不懂理气，谁就有郭璞、杨筠松、曾文辿、司马头陀等祖师级的水平；谁既精峦头又精理气，谁就有吴景鸾、赖文俊、厉伯韶、廖金精（宋代）等宗师级的水平；谁精于理气而不精峦头，谁就有纪大奎、魏清江、沈竹礽等大师级（名气不小，但无杰作）的水平；谁精于理气而不懂峦头，谁就是不入流的口头风水师。而王伋、蒋大鸿、张九仪、彻莹等辈，则介于宗师与大师级之间。也可以这样说：一流地师满山走，二流地师观水口，三流地师玩星斗。
总之，不管是三合还是三元，抑或是翻卦飞星，均非杨曾所传。有的名师说，峦头为体，理气为用，二者一物，精于峦头者必精于理气，而精于理气者也必精于峦头，但风水发展史否定了这一说法。
峦头是峦头，理气是理气。二者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密切。理气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峦头好，不合理气照样好；峦头不好，合了理气也不好。故卜应天《雪心赋》云：“水若屈曲有情，不合星辰亦吉；山若欹斜破碎，纵合卦例何为？”
古来真正的明师多是重峦头而轻理气的，即使是像吴景鸾、赖文俊、廖金精等精于理气的人有时也对理气持批判态度。
吴景鸾《阴契阳符》云：“四平八国与天心，十代时师何处寻，不识天心十道势，谩讲卦例揣怀襟。”
赖文俊《堪舆一贯论》云：“内外之水无不回环，内外之山无不拱顾，自成富贵大地，不须卦例而言吉也。”
廖金精《囊经》云：“水法最多有以宗庙论者，有以二十八宿论者，有以阳山阳水、阴山阴水论者，大抵山之与水，即阴与阳也。阴阳之理，昭然明白，固不待天星卦例，以推排也，余之论水，唯论山水之情势而已。”
丘延翰《胎腹经》云：“生气聚散乘风界水、阴阳取裁，八卦何处，点穴以定，在乎砂水有情，岂可以卦例通否为定论乎？若无情之山水，星卦虽合，吾见其凶。”
谢和卿《神宝经》云：“……或用针盘而定向坐，或执卦例而谈吉凶。何殊胶柱调弦，刻舟求剑！”
孙伯刚《璚林国宝经》云：“世俗赃术，多因针盘以定向坐，指卦例以言吉凶。此大谬也。学者其慎之哉。”
刘伯温《堪舆漫兴》云：“世传卦例数十家，彼吉此凶用不得，一行禅师术数精，故意伪造卦例经，宗庙五行从此毁，颠倒用假来混真……何用九星并八卦，生旺死绝俱虚话，免惑时师卦例言，福无祸有须当察。”
许亮《太华经》云：“何用天星何用卦，水金定穴此言差，禄马贵人催官说，到头终是败人家。”
徐善继《地理人子须知·论卦例之谬》云：“廖氏曰‘卦为宗庙误人多，无龙无虎事如何，任尔装成天上卦，等闲家计落倾波’，刘氏曰‘下地不装诸卦例，登山不用使罗经’，正谓此也。其他卦例名目尤多，若所谓天卦地卦……飞宫吊替之类，大抵与宗庙九星相伯仲，彼吉此凶，不相繁秽，于理无凭，祸福不验，流毒天下，惑世诬民。”
董德彰《四神口诀》云：“明堂不吉，水路合天星亦不吉。”
余芝孙《入式歌》云：“形势若吉方位凶，终是不贫穷。形势若凶方位吉，决定破家室。”
余仰止《统一全书》云：“教他看山不识山，常把罗经颠倒安，妄谈天星指卦例，十个地术九不堪。”
清乾隆地师孟浩天著《雪心赋辩证解》，更是以大量的实例狠砸理气。其“龙脉方位辩”云：“……玉尺经以乾坤为二老，辰戌丑未为四库，贵人不临之乡，且为四暗金煞，来龙不可犯……（但）福建林氏狮头山祖地，辰龙戌向，后出五尚书，科第连绵。铅山费祖地，辰龙戌向，后出状元。余姚谢氏祖地，戌龙辰向，后出宰相。歙县黄氏祖地，戌龙辰向，后出副宪，世科。会籍陶氏蒿尖祖地，丑龙丁向，后出会元。余姚谢氏祖地，未龙巽向，后出宰相，探花会元……丰城世科李氏祖地，艮龙入首，作戌山辰向；兰溪世宦章氏祖地，坤申龙入首，作坤山艮向；吾乡廉宪徐氏祖地，戌乾龙入首，作乾山巽向，此乃阴龙阳向，阳龙阴向，是谓阴阳驳杂，又何以反出大贵焉耶？由此观之，可见二十四龙皆可葬，二十四山皆可向，不可以二十四山方位阴阳分龙脉之贵贱也。”其“砂形方位辩”又云：“催官篇、玉尺经及砂法诸书，谓文笔宜居于巽辛，为天乙太乙，当出大魁。若在坤申则为讼笔，主出讼师。天马宜居于乾离，为不易之正马，定皆公侯。若在东方则为木马，主出木匠。印星不宜居坎离，非瞽目则堕胎……今查南城张状元祖地，文笔在坤。苏州申状元祖地，文笔在申。福建王总都祖地，天马在乙，则天马在东方，而反出八座者矣。何必拘于乾离也。又查德兴张氏上张水南祖地，穴前石印，正当午丁方，出四神童翰林。吾乡高吏部祖地，印亦在午丁方，并无瞽目之辈……大要砂形以尖圆方正相向有情为吉，以欹斜破碎反背无情为凶，而方位不必拘也。杨公云：山水不问吉凶方，吉在凶方亦富强，激流斜侧山尖射，虽居吉位也衰亡。”
是啊，杨公用板凳定向的于都县管氏宗祠，坐艮向坤兼寅申，乾亥水朝堂，水口未。此为木局，坐的却是丙寅纳音火龙。杨公亲点的宁都洛口乡麻田村曾氏（虔州刺史卢光稠母）墓地，坐辛向乙兼戍辰，内堂水出乙，外堂水出甲，巽水上堂，为水局，坐的却是甲戌纳音火龙。这显然都不是三合法或三元法的做派。
[ 此帖被谈山论水在2013-10-14 10:22重新编辑 ]
